如果我们把乡村振兴战略比喻为要着重解决三农的整体、一般问题的话，那么，精准扶贫则是解决三农的个体、特殊问题。两者配套推进正好契合整体与个体、一般和特殊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共性是包括个性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个性总有许多自己独有的特点,这是共性所包括不了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中”。
其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是相互联结的。一方面，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共性总是无数个性中带有共同性的东西，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另一方面,特殊性中包含普遍性。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怎样特殊，它总与同类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总要服从这类事物的一般规律，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是不存在的。最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一方面,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随着事物空间范围的变化而转化。从空间上看，在一定范围内是普遍性，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则变为特殊性、个性；反之亦然。比如，在全国范围内，乡村振兴针对的全部三农问题也成为一个特殊性的个体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整体，精准扶贫对象则是一个个体。离开贫困地区的整体规划和发展，孤立进行单村逐户的帮扶，不仅难以取得投资的规模性经济，而且由于贫困村和扶贫对象外的产业、经济技术和社会服务联系不畅，会最终减弱扶贫的效果。由于其生存性文化的制约，他们无法像发达地区的群体那样将自己的资源有效地转化为增加收入的资产，他们的很多资源收益大多都被外部市场力量所捕获。要探索、挖掘能为他们产生高强度收入增长的机会，并为实现这个机会创造条件，这就需要乡村振兴。
贫困个体的发生是乡村整体发展不足的结果和表现。贫困观的本质上是乡村发展观。发展体现为收入或消费水平的提高，收入十分重要，但仅仅是发展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发展在本质上体现为人生活得更有质量，如更长寿健康、摆脱愚昧和蒙昧、获得尊严和安全感、自如地融入社会等。由于收入的重要性和易于测量特征，习惯上仍然将其作为发展的重要指标。这是正确的但是是不全面的。对发展的测量需要将其他非收入维度，如教育、健康、保障和自由等包括进来。发展的多维性决定了贫困的多维性。在多维贫困视角下，贫困不仅表现为收入或消费的不足.更表现为人的一系列关键发展结果的不足:缺乏教育、安全与保障、体面的生活条件、利益表达渠道与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疾病与营养不良、被社会排斥和边缘化。人类发展的真实目的是追求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幸福，而不单单是收入或财富的增长，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只是生活质量改善的手段。乡村振兴的多目标与之契合。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的同时，从开发、教育、健康、养老保险、生存环境、金融服务等人类全面发展推进反贫困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们作出的庄严承诺。要强化领导责任、强化资金投入、强化部门协同、强化东西协作、强化社会合力、强化基层活力、强化任务落实，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七个强化”，从整体入手，以战略思维谋全局，以系统思维聚合力，强调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为更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如此说来，精准扶贫是三农工作的硬骨头，这非常像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所打地孟良崮战役，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不能说完全铺平了道路，但是也解决了大的难题。如果精准扶贫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这个视角，是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如“七个强化”这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总体方略，又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切入点。我们认为是将乡村振兴的资源带到乡村的过程，是从个体、从特殊出发，解决乡村振兴这个一般性的、总体性的问题。
精准扶贫为实施乡村战略振兴提供以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精扶对象不是民营企业家，不是包工头，对他们了解，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对最真实的农村的了解和解决问题。特殊价值与普遍价值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任一主体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标准，每个群体主体都具有它的每个成员都接受的共同价值，或普遍价值。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也存在于价值观中，不同成员的特殊价值相互之间构成矛盾，成员个体的待殊价值与群体的共同价值构成矛盾，可能导致群体内部的价值冲突。强勢成员常常将自己的价值观视为普遍价值观，强加于弱势成员，这是造成群体内价值观冲突、价值关系复杂的重要原因。精准扶贫先行一步，解决了价值观这一难题。
（呼和浩特科技特派员专家、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盖志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