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是孕育中国人类学成长的土壤,乡村社会发展变迁历来都为人类学独特且重要的研究领域。时下,乡村振兴的浪潮给乡村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因之人类学应对乡村的价值与功能、产业与城乡双融合发展、农民组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居生活环境改善以及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与创新等相关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既要做扎实的田野调查,更要从中提炼出适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概念,并在实践上为乡村振兴做出学科贡献。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村人类学; 乡村传统文化资源;
作者简介：曹晗(1992~),女,吉林榆树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乡村人类学、边境城镇化。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基金：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方略研究”(项目编号:18ZDA118);2019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9KY0157);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资助项目“文化生态视域下民族地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9MDMZX023);
一、研究缘起
进入21世纪,随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提出和发展,乡村文化成为一种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资源,如何对其加以利用和保护引起各界高度重视。中共十八大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将乡村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环节,人们逐渐认识到,乡村的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一个美丽的乡村不仅仅是乡村居民的需要,也是城市居民的需要。中共十九大更是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发展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乡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之灵魂逐渐成为当前主流认识。而不论中国社会对乡村处于哪一种观念认知与实践取向之下,人类学都立足于中国现实,从自身学科视角出发,由传统的家族、宗族、亲属制度、汉人村庄社会、农民生计活动等研究议题拓展到乡村工业化、乡村都市化、农民的流动性、生态移民、乡村文化多样性、乡村旅游、乡村文化保护等研究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掀起了乡村建设的新浪潮,这也给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人类学学科赋予了新的使命,一方面,人类学应延续记录追踪乡村社会发展变迁,总结提炼乡村发展特点与经验,推进乡村发展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也应紧随时代步伐,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走向深入,关注乡村新生事物,发现研究新议题,开拓研究新视野,为振兴乡村贡献一己之力。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的已有研究,乡村发展现状和趋势,机遇与挑战,对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议题进行讨论,以期人类学能够更好地融入并推进乡村振兴。
二、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与功能
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乡村的发展地位被长期忽略、乡村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谈到乡村建设,曾经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农化过程,倡导用发展工业的模式发展农业,用建设城市的思路改造乡村,受这一片面思维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普遍对广大乡村的功能与价值缺乏全面、系统和科学的认知,导致在乡村建设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偏差,学界在关注乡村发展这一研究议题时,也未曾对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而对乡村功能与价值的忽略使得乡村发展定位不够明晰,乡村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性问题更是难以得到解答。
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总结、梳理、挖掘乡村的功能与价值成为学者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些学者也专门就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乡村价值包括生产价值、生活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1](P39)具体来讲,首先,乡村具有重要的生产价值,是农民从事生产活动的空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乡村的主要功能就是生产并提供粮食等基本物质资料,且基于不同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塑造了丰富的乡土文化,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人们对食物品质的要求逐步提高,乡村这一基本功能在今天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人们的生命健康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其次,基于多样的生产、经济和文化活动,乡村具有丰富的生活价值,正如“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2等诗句中所呈现出的生活图景,乡村与自然贴近的慢节奏生活和理念逐步为更多人倡导,乡村闲适安逸的生活也从古代文人雅士的追求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大众向往的幸福美好生活;再者,当我们以生态文明的视角来看,乡村所拥有的生态涵养功能有着独特的价值,作为生活空间,乡村是优美的、宜居的,作为生产空间,乡村是有机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的,作为动植物栖息地,乡村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总之,乡村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与生态智慧渗透于乡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当前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扩展了乡村的社会功能,除社会交往、邻里互助、习俗教化等传统社会功能,乡村在吸纳就业、科普教育、科技创新、观赏休闲、养老养生、文化体验、文化展演等现代功能得到进一步凸显。最后,乡村是创造、承载和保存优秀传统文化的空间,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如生产工具、生活器具、房屋建筑、服饰饮食等,无形的制度和精神文化,如村规民约、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传统工艺、节庆文化、孝文化等。
从上述来看,乡村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与无比丰厚的价值,乡村最根本的价值是中国文化之根基,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土壤和千年传承的载体。乡村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家园,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内含于乡村文化中的浓厚情感、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笔者认为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乡村的功能与价值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解读,一是明确乡村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世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意义,并将中国乡村文明的价值置于整个人类文明体系中来讨论;二是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出发,梳理中国乡村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社会整体或部分发展产生的作用,总结乡村的基本功能,结合当下社会发展需求以及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深度挖掘、系统整理乡村的价值,进一步明晰当代乡村的发展定位;三是对乡村功能与价值的认识由单一转向整体,关注各功能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构建乡村的价值体系,从而对乡村价值有一个全新的发现和认知;四是从人类关怀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存在与发展,可以明了人们最终需要的是文化多样,而不是文化单一的乡村和谐;五是合理地将现代与传统、都市与田野、全球与地方的有机结合,从而塑造出独特、多样且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型乡土文化,而不是单纯地“城市化”让城市吞并农村;是每个民族寻找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位置和贡献,而不是强势民族或国家的独裁与霸权。[2](P357)因此,未来研究应对乡村在新发展时期所展现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予重视。
三、探讨产业与城乡双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路径
众所周知,城乡关系是中国经济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也是学界长久以来重点关注的研究议题,受社会历史条件、国家政策导向以及城乡各自差异的影响,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独特的演变轨迹。改革开放前,国家为推动工业化进程从农村吸收大量资源,工农、城乡之间差距渐显,形成城乡各自封闭的二元分治格局,主要表现为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单向度汲取的城乡关系模式,城市、城镇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极大地激发了乡村的活力,农业现代化水平逐步提升,农村面貌有了显著变化,乡镇企业发展、乡村工业化得到学界关注。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城乡差距急剧扩大,各类生产要素流向城市,大量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形成“民工潮”,而在城市化速度较快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也涌现了一批都市化程度较高的村落,其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生计模式都发生了转变,这些现象引起了人类学学者的注意,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都市化、流动的农民成为人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跨入21世纪,城乡对立的畸形关系不仅使农村负担过重、农村承载过多、农民牺牲过大,也使城市面临各类发展困境,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为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2007年,中共十七大在城乡关系理论上再次实现突破,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发展方向,在此阶段,人类学学者或是围绕科技下乡,对乡村科技的推广与服务、乡村农业产业化经营、乡村市场交换、乡村社会网络[3]等议题进行调查;或是聚焦乡村旅游的兴起给乡村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村寨带来的影响。[4]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一阶段虽被视为中国社会对城乡认识的转折点,城乡对立关系趋于缓和,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往往认为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应适应以城市为核心和标准的现代化,乡村应被吸纳为城市的一部分。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此后,城乡发展一体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之一。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故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城乡深层次融合、如何通过推进城乡融合振兴乡村成为当下及未来各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其中产业振兴位于总要求首位,说明产业兴旺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而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走产业融合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从横向来看,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涉及的具体内容和要素十分广泛,比如土地、农产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而从纵向来看,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土地、资金等物质层面到组织、管理等制度层面再到生活方式、民族文化乃至精神信仰层面的融合过程,因此,乡村产业融合不仅是城乡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城乡融合的强劲动力。虽然城乡融合、乡村产业融合已成为人们公认的发展趋势,但目前城乡融合还面临城乡二元分割现象明显,各区域城乡发展情况差异性较大等问题。[5]故实现城乡融合、乡村产业融合是一个复杂艰巨的历史重任,需要社会各界聚焦聚力。
人类学作为以乡村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应从自身学科视角出发,寻求、探索、总结推进城乡融合以及乡村产业融合的有效经验和做法,努力破解当前面临的困境。从宏观层面来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是学者们未来关注的两大课题,这其中包含的研究内容范围广泛且相互联结,笔者认为可以从不同类型的乡村产业出发进行总结,逐步拓展、梳理出一条研究思路。乡村产业依托于农业农村资源,农业是乡村最为核心、基础的产业,目前,大数据技术在农业信息获取、分析处理和综合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在精准生产决策、食品安全保障、消费需求挖掘和市场贸易引导等方面开始应用,[6]故围绕乡村第一产业,人类学学者一方面应关注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乡村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尤其在倡导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兴农以及发展智慧农业的背景下,更加注重科学技术、信息技术、高新技术在农业种养殖、畜牧等产业中的应用推广及其给乡村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关注如何根据特定区域资源条件以及特定消费市场需求发展特色农产品、特色农业;围绕乡村第二产业,人类学学者不仅要关注农产品加工,包括初加工和精深加工,通过对农产品加工过程、加工程度、仓储物流、营销渠道、市场体系、品牌打造等环节的深入调查,分析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的拓展路径,也要关注乡村手工业、传统工艺,比如刺绣、印染、雕刻纺织等,以及这些传统工艺的空间载体发展,比如家庭工厂、手工作坊、乡村车间的培育;围绕乡村第三产业,以“农业+”代表的农业多功能、多样态发展潮流应进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农业与工业、商贸、信息、物流、文旅、康养、教育等产业进行跨界交叉结合,衍生出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共享农业、体验农业、数字农业、创意农业、民宿经济等新业态成为关注热点,此外,集“吃、住、行、购、游、学、娱”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业覆盖面广,对乡村相关产业带动力度大,加速了乡村产业的融合,深刻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亦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人类学学者应通过对上述研究议题的深入调查,从中总结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产业以及城乡融合的模式、载体、组织、制度、公共服务水平、要素流动等方面的发展现状,对目前融合过程中面临的障碍进行破解,探讨如何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城乡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最终推动城乡全面融合。这其中,人类学应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重点关注参与乡村产业融合中的各类主体及其相互间利益链的联结,尤其要立足于农民主体,聚焦农民的参与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不断提升农民发展能力的有效方法,站在农民的角度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行动背后的逻辑。
四、关于农民组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从古至今,乡村都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根基,而要达到乡村治理有效必然要依托乡村组织这一社会基础。乡村组织凝聚着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各方力量,滋养着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维护着乡村社会生活秩序,可以说离开乡村组织,乡村内外的各类资源、发展要素就无法得到吸纳整合,乡村治理也便无从谈起。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虽然乡村组织的运行方式、层次结构历经变化,但总的来说都可归结为乡里制度这一基本治理形式,且这一制度向来与家族、宗族组织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自人类学以乡村作为理解中国的基点以来,家族、宗族组织的演变及其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治理功能就成为学界的焦点议题,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如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7]葛学溥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8]周大鸣的《当代华南宗族与社会》[9]等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乡村社会日益开放、流动、分化和多元化,农民日益独立化、个体化和多样化,[10]原有的乡村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乡村治理面临诸多的问题和挑战,针对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这一议题,学界从村民自治、农民组织化等角度做了诸多探索,认为当前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11](P68～73)农民自组织是适应现代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12]因此,乡村建设必须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来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政府应该将综合性、多功能的农民合作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改变条块分割的复杂格局。[13]
进入21世纪,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推进乡村发展的政策支持下,乡村社会经济组织的数量有所增加、类型趋于丰富、形式逐步多样,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同地域乡村社会经济组织发展不平衡,组织内部发展不规范、质量不佳、缺少各类资源、缺乏专业性,农民参与度低、活力不足等发展障碍,总的来看,目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存在正式组织职能异化、社会组织缺乏引导、经济组织功能不全的问题,整体表现为农民低组织化,[14]从而导致乡村治理成本较高而效率较低,无法满足乡村和农民的发展需求。因此,在振兴乡村的实际工作中,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关键环节,更进一步地讲,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是当前最为核心且艰巨的任务。
人类学应对农民组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这一研究议题做出本学科的回应,一是厘清新时期乡村发展拥有的组织资源及其类别,进而了解各类组织对乡村发挥的功能和效用。时下乡村组织的类型十分丰富,如按功能划分可分为政治型组织,如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等;经济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协会等;服务型组织,包括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等各类生产技术服务型组织以及红白理事会等生活服务型组织;文娱组织,如乡村文艺队、农村文化礼堂;互助组织,如老年协会、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公益性组织,如大学生公益社团、乡村志愿服务中心等,然而,各类组织在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对乡村发展产生的功效也不尽相同,需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的总结。二是挖掘农民组织化的深刻内涵,探寻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有效方法。不论是乡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还是文化振兴,都离不开组织的保障,如果农民缺乏有效的组织,便难以保护自身权益、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承担乡村振兴主体的作用,而在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过程中,人类学学者还需结合实际深入思考农民组织化是农民来组织还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以何种方式、何种形式实现农民组织化等根本问题。三是聚焦新型乡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及其生长环境的优化。时下,在乡村组织中,经济政治类组织发展相对成熟,而精神文化类、社会服务类组织发展则相对滞后,无法达到乡村组织振兴的要求,故未来乡村还需培育各类新型乡村组织,如创新创业组织、文体活动组织、生态环境保护组织、传统村落保护组织、养老服务组织,因此,如何为新型乡村组织搭建发挥作用的平台载体,优化乡村组织的生长环境,不断推进乡村组织规范化、高质量化发展等议题应得到学界重视。四是关注对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智慧的转化和利用以及在此基础上乡村社会组织形式的创新。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乡土社会中蕴藏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和经验,对当代乡村社会治理仍具有独特的价值和社会效益,把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资源及智慧嵌入现代乡村组织,有利于达成善治的目标。如时下部分地区兴起的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便是传统乡贤文化在今天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发展升华。五是深入探究如何健全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各种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使生产、生活、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服务等各类组织能够协同发展,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现代治理体系。
当然,提升农民组织化终归要回到人这一基本要素,要使乡村成为能够吸引人、留住人、培养人的地方,从这一角度出发,人类学还应特别关注乡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问题,一方面是如何发挥乡村本土人才的优势,提高本土人才知识素养和能力,包括种养殖高手、各种能工巧匠、农民企业家、新型职业农民等;另一方面是如何吸引各类高端人才聚集乡村、常驻乡村,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由上述来看,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构建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内嵌于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方方面面,复杂性高、面临极大的挑战,对此议题的研究也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五、聚焦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居生活环境改善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但这一发展规律在人类进入以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阶段后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方今,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发展已构成严重威胁,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近年来,中国已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的高度,宣示着中国已迈入生态文明引领发展的新时期。谈到生态文明建设,必然要先了解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也即以尊重和维护自然环境为前提,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发展理念,而这一理念其实早就存在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之中。可以说乡村作为与自然、生态联系最为密切的人类活动空间,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生态文明的基因,也是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载体和场域。当然,我们也需认识到,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长期以来人们对乡村功能与价值的认识停留在生产价值,而忽略了乡村生态价值、生活价值,致使乡村面临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的双重危机,因此,乡村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起点和基础,其发展好坏体现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效果,同时也是振兴乡村的有力驱动器。
人类学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学者们首先对以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发展观”进行质疑,并就“发展与不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力求探索出一条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合的道路。人类学的视角认为,传统村落生产生活中蕴含的生态智慧、生态经验、生态知识并非都是过时的,它们不仅有可能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而且对工业化、城镇化有诸多有益的启示,包括维护生态链条、物尽其用、尊重自然规律等 。[15](P2)农耕文化遗产是人类在长期生存发展中创造、传承、保存至今的农业生产系统,其中包含了人们适应不同生态环境并在利用本土自然资源的同时维护好生态环境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知识,故应对农耕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和利用。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强调民族文化对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乡村生态保护要从具体民族、地区入手,对传统生态知识进行发掘与整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拥有的传统知识的自信,充分地发挥各区域、各民族生态知识价值,实现对乡村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16]此外,还有学者针对生态移民群体如何安置及迁移后的生计转型、社会文化适应等问题进行实地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议题,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指出要培育农民符合时代发展的生态观,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实现乡村生态的现代转型,唯有如此,和谐乡村生态的建成才指日可待,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与经济”问题才可妥善解决。[17](P31)总的来看,相较于其他学科,人类学对乡村生态问题的关注较早,但缺少系统性、全面性,如今,生态文明建设已被提升至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的高度,成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战略及规划的提出更凸显了乡村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新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人类学应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的系统性,具体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聚焦农业生产生态化的发展过程。农业生产对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直接影响,相比传统农业,当前工业化养殖业以及过分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等生产资料的现代农业对乡村生物多样性产生了极大的破坏,甚至成为新的污染源,在很多地区,乡村比城市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生态危机。由此出发,人类学应重视生态循环农业、有机循环农业的发展,深入探讨如何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节约利用农业资源,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如何在农产品研发、生产、种植、养殖、加工、保鲜、运输和销售等环节中遵循生态环保的理念;如何创新种养殖业发展模式等议题,从而使农业生产活动尊重自然、融入自然,不违背自然发展规律,不破坏乡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而这亦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
二是乡村生态宜居的建设。笔者认为这一层面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讨论,其一是乡村自然生态建设问题,一个好的乡村生态环境不仅是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也是城市居民得以亲近自然,寄托乡愁的重要空间,然而当前乡村面临着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破坏、湿地减少、乡土物种消失等众多环境问题,故如何修复乡村自然生态系统,恢复乡村自然水系、湿地、森林、农田、绿地的生态功效,提高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应进入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其二是乡村宜居建设问题。从宜居角度来看,乡村不应只有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还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人居条件以及优美的乡村景观。在基础设施方面,通常分为生产类基础设施,如水利灌溉、气象设施等;生活类基础设施,如电网、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设施;流通类基础设施,如村域道路、田间道路、宽带网络等;公共文化服务类基础设施,如文化体育活动广场、农家书屋等;便利的人居条件涉及居住条件、信息交流、社区公共空间、商业服务等,上述所列皆与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应在研究中予以重视。此外,乡村规划、乡村景观设计是乡村宜居空间的外在呈现,乡村规划中各类基础设施、各类产业发展的用地位置、规模、建设标准是否合理,乡村景观、居民住宅设计是否契合于村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乡土物种等生态要素和民族、村寨历史等地方人文要素决定了乡村是否整洁与美观,这也对人类学研究乡村提出了更高、更为细致的要求。
三是农民保护生态的观念。农民既是乡村环境的开发者也是乡村环境的保护者,农民的环境意识和行为对乡村生态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可否认,传统乡土文化中有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智慧、习俗规范、生产方式、生活理念,但多年来,乡村发展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增产增收而忽略了环境保护,乡村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尤其作为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主体的农民,生态环境意识薄弱、环境知识贫乏、生活消费方式粗放,难以发挥积极作用,面对这一亟待解决的难题,人类学学者应进一步挖掘、整理各地区不同生境下乡土文化蕴含的生态智慧,提炼传统乡村生活的生态理念、原则,并探索如何将其融入当前的乡村环境保护教育中。只有激发农民对乡村良好生态、和谐生活的情感,农民才能重视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并意识到自身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最终环保的意识、行为、知识、技能才能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
六、致力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在与乡村社会相关的研究中,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一议题实际上暗含着对中国五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将会走向何方、乡村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融合、乡村还将经历何种演变等时代之问的回应,故历来都为学界关注,多以乡村文化整体发展、村落社区发展、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开发为切入点,研究内容涉及谁来传、谁来承、传承哪些文化内容,以什么方式来传承,如何进行创新重构、需要何种保障等诸多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当然,我们从对相关研究的梳理中也发现存在许多不足和局限,以上述四个不同研究切入角度来分析,由乡村整体发展角度出发的研究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通过研究阐发、保护整合、教育引导、文化传播、制度保障等方式进行统筹建设,[18](P138)注意到了乡村文化发展与乡村建设之间的紧密联系,但缺少对乡村传统文化存在样态与传承情况的把握,往往太过宏观。由村落社区发展角度出发的研究强调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19](P63)通常以具体案例来剖析村落社区中文化传承创新的事实,并尝试对文化的传承路径,创新模式进行总结,然而,此类研究却无法顾及不同类型村落社区文化发展的共性与差异性,容易陷入误区。由文化事业建设角度出发的研究注重通过政策体系重构和政策流程再造来推进乡村文化传承发展,这种研究角度往往过于关注上层政策因素,而对政策落地与村落消化接受程度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由文化产业开发角度出发的研究多围绕文化旅游产业中民俗旅游、民族手工艺等发展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涉及范围较窄,视角较为单一。故不论从哪一角度出发,当前针对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研究均缺少一定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对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研究成果已然十分丰硕,不过随着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有关这一议题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更新,从这一层面来看,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又是一个新议题。笔者认为,要推进相关研究,首先要把研究的起点从乡村传统文化下沉至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上,这里有必要对文化资源进行阐述。文化资源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的各种资源总和,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两大类别,物质和精神两大要素,更广泛地来讲还包括为与生产和生活内容有关的文化活动提供服务和保障的要素资源,且文化资源本身就有极强的可转化性和创新性,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和质量高低直接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故以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研究内容的跨度可从自然到社会、从有形到无形、从物质到精神、从行为到心理,研究的时间跨度囊括了文化资源存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时态,研究者能够从更为具象的事物中理解乡村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认识并阐释乡村文化演变发展的规律。
综上,结合已有研究以及当前乡村发展振兴的困境和需求,笔者认为未来关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与创新这一议题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构建完整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体系。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是乡村活力的源泉,对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全面调查,细致分类,掌握每一类别文化资源形态的发展变化和传承现状,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对物质性文化与非物质性文化都要予以关注,近些年来,各学科对非物质性文化颇为关注,如乡村生产生活中的传统手工艺,风俗习惯中的节庆、礼仪,精神信仰中的民间信仰、村规民约,文化娱乐中的民间舞蹈、戏剧,历史记录中的神话与传说等,但对同样丰富的物质文化,譬如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转化利用,[20]传统古村落中的建筑、交通、服饰、饮食如何融入乡村振兴等还缺少更为深入的研究;二是注重对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多样性的比较研究,中国乡村地域广阔,历史悠久,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样态迥然相异,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现影响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重要因素,从而厘清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思路,总结有利于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经验和措施;三是聚焦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专业市场体系建设。乡村传统文化元素的资源化、产业化是未来发展趋势,乡村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是乡村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故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如何打破传统农村市场的阻碍,面向文化消费市场,理性遵循市场消费结构,如何激活产业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互动同构关系,构建更为完善的乡村专业市场体系,实现乡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紧密连接与互哺性发展,促进城乡各要素流通等议题应进行深入调查;四是将科技在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中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纳入重点研究内容。科技是推进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当前,数字化技术进入非遗保护,改变了非遗的存在生态和人们对待非遗的观念,[21](P1)这也从侧面说明科技正逐步融入乡村文化的发展,故人类学学者应把握这一乡村发展的前沿,关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现代科技手段如何服务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如何提升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存储力、传播力、传承力、创新力并形成促进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科技支撑体系;五是重视传统乡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中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既有研究大都切断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一方面使乡村发展理论空壳化,失去了创新动力和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使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实践碎片化,失去了理论支撑的长远性和系统性。因此,只有把乡村发展理论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与创新的实践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对乡村文化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理论创新。
七、结语
乡村承载了人们对美好家园、幸福生活的诸多期盼,饱含着人们浓厚的情感寄托,乡村的未来究竟是何种样貌,又将经历何种深刻演变,这些未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引起了各行各业各门学科的热烈探讨。诚然,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中国乡村的建设与发展还有很长远的道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振兴乡村,其核心是意图恢复乡村的生机,让村落更加活化,实现乡土文化资源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途径,让过度的乡村开发和所谓“进步”的模式,回到以人为出发点、文化主体性为理念,使乡村建设更加符合人性的发展。[22](P10)总而言之,乡村未来的发展仍将趋于复杂、多元和多变,这不仅给人类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选题,也给人类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从研究内容的广泛性来看,人类学在未来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单凭借乡村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力量是无法进行的,需要借鉴、吸取民族学、社会学、生态学、政治学、地理学、旅游学、风景园林学等其他相近或交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研究深度来看,人类学不仅要基于乡村发展的现实,坚持自身特色,做扎实的田野调查,也要不拘泥于经验性研究,注重理论的思考与提炼,提出适用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及方法,从而确立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权,并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此外,在振兴乡村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学者在乡村发展中所担当之角色不仅仅止步于观察者、研究者,也可以是参与者、实践者、创新者。
作者简介
姓名：曹晗 工作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曹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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