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期在城市国家新加坡工作，总是感叹这个城市国家的国际魅力。新加坡人自称为地图上的“小红点”，但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被很多人称“小国大外交”。不过，很显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外交作用，主要是因为其内部发展模式的巨大成就。没有这样的成就，哪里会有大外交的基础呢？世界上小国并不少，但有几个能够像新加坡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呢？
顺德是我多年来研究中国的一个观察点。在做顺德研究时，我总想把新加坡和顺德两地做些比较，尽管前者是一个国家，后者只是中国的一个县域。这么做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同新加坡一样，顺德这个小地方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力也超越了其地域限制。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顺德其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顺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释放出来的影响力和其行政级别是不相称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往回看，人们会发现，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顺德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国家很多方面的改革开放政策都是从顺德开始的，或者为顺德人首创，或者是国家把改革开放政策首先放在顺德实践，然后再推广开来。
第二，在过去的40年间，顺德的改革是在开放状态下的改革。顺德人很能干，但不是蛮干，而是谦虚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再大胆而谨慎地把他人的经验通过“再创造的过程”应用于顺德，转化成为顺德自己的东西。顺德人向美国、欧洲国家、日本学习，也向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学习，总能找到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这里必须强调一下顺德向新加坡学习的过程。这些年来，顺德不知道派送了多少官员到新加坡考察，学习新加坡的方方面面。我自己就接待过很多顺德代表团，他们的好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正是因为顺德的改革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顺德的地方改革就具有了“国际性”。如果把顺德的经验和新加坡的经验做一比较，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两者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再把顺德经验提升到概念或者理论层面，那么，人们也会发现，顺德的经验具有普遍适用性。
二
顺德的成功让很多人认识了这个地方，也是驱使我们写这本有关顺德成功故事的作品的动机。这些年来，“讲中国故事”已经成为国内学界和政策研究界一股不小的潮流。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了巨变。不管人们对中国的巨变有怎样的评价，但很少有人否认，“中国故事”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然而，如何讲故事，对很多人来说则是一个挑战。有故事是一件事情，把故事讲出来是另一件事情，把故事讲好则更为艰难。一些人讲宏大的中国故事，结果越讲越抽象，故事本身反而消失了；另一些人则讲细小的故事，结果往往陷入琐碎之中，使得故事失去了社会的普遍意义。
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讲“小故事”来反映“大变局”。“小故事”里面有人、有事，贴近生活的真实，但所有的真实都是发生在“大变局”的背景之下的。这本书里讲的就是顺德的“小故事”，通过顺德这一“小故事”来反映和理解中国这40年的“大变局”。如何叙述故事？有关顺德的故事不是小说，容不得任何虚构，本书所说之事也没有任何一件是道听途说得来。我们讲的顺德故事是每位合作者严肃认真研究的产物，有根有据，基于可以验证的经验材料。在叙述方面，我们力求学术研究和朴实表达的平衡。故事是讲给人听的，必须让人听得懂。
三
本书从中国的40年看顺德的发展，从顺德的40年看中国的发展，或者说，本书既是中国发展的顺德画卷，也是顺德发展的中国画卷。我们力求探索顺德实践逻辑和中国实践逻辑之间的关联。国家的很多改革政策都是在顺德先行一步，先试一步。无论是顺德人创始的政策还是国家推动的政策，顺德的“先行一步”本身就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和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爆炸”改革方式不同，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过程。在很多领域，国家容许和鼓励地方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试行自己的地方性政策。
同时，即使是中央层面提出的政策也往往先在一个地方试验，在一个地方试验成功了，再扩展到几个地方；在几个地方成功了，再扩展到整个国家，上升为国家政策。顺德在这个改革逻辑中做得非常成功。一方面，顺德的改革决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实践，也从实践中提升。这种实践性和经验性使得顺德经验具有可复制性。另一方面，一旦上升到国家层面，顺德又需要服从大局，执行中央的政策。这是一个良性的改革循环和提升过程。
那么，具体说来，顺德的改革到底在哪些方面在国家层面具有可复制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性呢？正如本书所展示的，至少如下几个关联的方面可供人们思考。这里尤其要强调一下“关联”的重要性。因为顺德是成功的，顺德的故事没有被人忽视。无论在书籍还是文章中，不同的人已经讲述了不少顺德故事。不过，以我所见，迄今为止人们所讲的故事往往是“单向面”的，例如对顺德的故事做一“经济学”的解释，或者“政治学”的解释，或者“社会学”的解释。我认为，尽管从学术上来说，这样讲既不可避免，也是应当的，但这种“单向面”的讲述不仅出现了方法论的问题，更会有“先入为主”的意识或者价值导向，经常把故事讲偏。本书的作者团队来自不同领域，通过集体讨论和再讨论，努力以全景方式再现顺德故事。
如果人们要把顺德的故事概念化和理论化，首先面对的是谁来改革的问题。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但回答这个问题时，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在政府权威消失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因此，在一些人眼里，“发展”与“自由”是可以交换的两个概念。不过，在经验层面，这全然不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多少权威，也没有多少秩序，但没有发展，只有不断丛生和蔓延的暴力。
另一个极端是，有了权威也不是一定会有发展，这样的例子同样有很多。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很多高度集权的国家也同样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即使是一直被视为具有先进民主体制的西方国家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西方遇到了很大的危机。人们对危机的根源多有思考，也有好的思想来应对危机，但就是缺少有效的权威来把这些思想转化成实际的政策，以求得问题的解决。
这里，问题的核心便是执政主体及其使命。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缺乏执政主体，无法提供发展所需的基本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很难转化成发展。另一方面，在高度集权的国家，尽管有执政主体，但这些执政主体的使命并非求得发展。而在今天的民主国家，基于多党制之上的执政主体很难有效，因为反对党往往为了反对而反对。缺乏有效的执政主体，哪怕有很好的思想，也很难转化成现实。
中国近40年来的发展就是因为解决了执政主体及其使命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执政主体，政治具有主体性，并且这个主体具有使命感，即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解决了“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着重解决“国家与发展”的问题。但要解决“国家与发展”的问题，党的建设（党建）是第一位的。执政党不仅要引导改革，而且更需要改革自身来适应因为改革而造成的新环境。
从历史角度来看，如果执政党不能适应新环境，那么其不仅不能引导一个国家的发展，更会成为这个国家发展的阻力，最终执政党本身也会被社会所抛弃。在这个意义上，围绕执政党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可能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改革。这一点，从顺德看得非常清楚。因此，我们把党本身的变化放在首要的位置。无论在顺德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理解中国变化的核心便是理解执政主体即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这个改革的主体可以说是中国的特殊性，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确立一个稳定的政治主体。就这点来说，其他国家很难照搬照抄中国模式。但是，在下一个层面，中国模式则表现为普遍适用性，或者说，在中国所发生的也可以在其他国家发生，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也可以在中国发生。在这个层面，中国的改革自始至终围绕着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放权给市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赋权社会的社会体制改革；再者，这三方面的改革必须协调进行，无论是改革顺利进行还是其中遇到困难，都与这三方面改革的协调性有关。这些充分体现在顺德的改革经验中。
就经济改革而言，这里所需要解决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者各自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顺德改革过程中，人们不难看到，要放权市场，首先必须有市场。不过，市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政府的回撤并不必然导向市场；相反，市场是政府和社会塑造出来的。不仅政府的回撤需要政府本身的努力，市场的创始和发展更需要政府的助力和推动。在这方面，政府扮演了一系列角色，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力资源的培训、新型政商关系的确立等方面，更直接涉及资本积累和应用方面（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
政府在社会改革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如果经济发展的主体是资本，那么社会发展的主体即是政府。在任何社会，在资本和社会之间，资本总是占据强势地位，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那么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必然失衡。实际上，总体而言，在今天的世界上，即使有政府的介入，资本和社会之间也是失衡的，即资本占据主导性地位，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分化。这也是今日世界政治领域内民粹主义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整个国家而言，尽管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资本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失衡现象。
与整体相比，顺德在社会建设方面做得很好，更具有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特色。在顺德，政府除了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努力之外，还做了其他更多方面的努力，而这些方面，顺德较其他很多地方做得更好，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领域。
第一，城乡一体化。顺德以制造业为先导的工业化在广东和全国其他地方是领先的，工业化带动了快速的城市化。但是，顺德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升级。
第二，政府对社会力量的培育。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参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需求越来越高，社会治理因此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对待社会力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一些人对社会力量总是抱有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广东开新风气，很早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目标。政府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仅容许，而且鼓励社会力量发生和发展，同时政府本身也改变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成为整体社会的“帮手”而非“麻烦”，这使得政府和社会之间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这方面，顺德表现得尤其明显。
第三，以社区和文化认同为主体的公共生活。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塑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社区得以重组，传统得以延续和现代化，生活的意义得以表达。因此，人们会发现，顺德不仅仅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地区，而且也是充满传统气息的地区。这种局面可以说是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无论是社区建设、传统建筑的保护，还是环境保护和美丽乡村的建设，都体现了这种努力。这种非经济领域的文化建设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实在不应该。
实际上，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最终的目标还是人民“安身立命”。人们甚至可以说，安身立命既是改革开放的集体目标，也是每一个人所追求的个体目标。而文化则是“安身立命”的体现。如果仅仅把文化建设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那么就大错特错了。文化的发展具有“本体”意义，即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但又超越于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文化得不到发展的地方、一个人们不能安身立命的地方，经济社会无论怎样发展都会显得毫无意义。
第四，顺德内外关联的建设。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包括海内外顺德人的关联、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的关联、顺德的国际化等。这些关联的建设可以说是顺德空间的无限扩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关联使得顺德的发展不仅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一部分，更是全球化的内在部分。这些关联使得顺德和国际社会保持信息和技术的同步沟通和交往，这也是顺德人克服“短见”和避免“坐井观天”的有效方法，是顺德在各方面能够“领先一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顺德的故事是在国家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书写的人与事。这个成功故事的“书写者”并不容易，当政者一届接着一届，顺德人一代接着一代，没有人见到了成绩就止步不前，也没有人遇到了困难就放弃，这是顺德不断进步、顺德模式不断提升的动力机制。这方面，顺德又非常类似于新加坡。新加坡建国以来，差不多每十年产业就升级一次，社会就进步一个等级。顺德在过去的40年里也是这样过来的，每隔一段时间，顺德总会有创新式的发展，每过一段时间，国家也总会把新的政策拿到顺德来先行先试。因此，尽管本书是顺德过去40年的历史和经验展现，但顺德的故事永远没有结局。进步是永无止境的，顺德人也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