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中，目前存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不彻底的城镇化降低社会流动性等问题，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认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关键在于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到城市中就业，以此降低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提高单位劳动的增加值。蔡昉1月8日在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院主办的清华三农论坛（2022）上表示，城乡收入差距是经典的二元结构指标。很多研究表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构成目前整体收入差距的40%-6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持续缩小，但是差距缩小的速度在放慢，总体差距仍然较大。“这说明初次分配不能完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他称。其次，蔡昉认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中，除城乡收入差距外，城乡居民之间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尚存在不均等，其差距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城乡收入差距还大。他以基本养老为例，中国目前大概有10亿人已经被社会养老保险覆盖，其中约有2.9亿人是实际领取社会养老保险，但是领取的人数中有56.6%，也就是说约1.61亿的人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我算了一下，这个群体占全部领取社会养老保险人口的56.6%，领取的金额仅占全部发放养老金的5.9%。”蔡昉指出。其余的养老金领取群体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加者，这里又分为行政事业和企业职工两类。总的来说，城乡的养老保险差距比较大。第三，城乡二元结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约1.7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没有城市的户口，因此不能享受同户籍人口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目前还存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异，两者之间大约有18.5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个群体约2.6亿人，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由户籍制度产生的这些问题，导致我们常说的城镇化不彻底性，不完全性。”蔡昉说，这降低了社会流动性。以就业为例，农民工群体进到城市主要是为了就业，但横向流动之后，他们没有得到户籍，这导致就业不稳定，工资报酬不能够按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改善，他们的社会保险也不充分，因此他们对下一代的预期也不好，对自己退休的预期也不好，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提高社会性流动，也就是说要把横向流动进一步提升为纵向流动。农民工群体到城镇就业，这叫横向流动，是社会性流动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流动。现在户籍制度没有完成改革，城镇就业中的很大部分仍然呈现非正规化，使得他们向上的流动机会较少。所以，我们把社会流动性下降主要归结为就业的非正规性。如果我们把个体就业和无单位就业相加作为城镇非正规就业，目前占到城镇全部就业的30%左右，这种现象是劳动报酬偏低以及低报酬人群占比偏高的重要原因，同时还降低了社会流动性。蔡昉认为，从目前来看，人口变化趋势是经济增长的最大挑战，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形成制约。在供给侧，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会继续减少，对经济增长造成供给侧的冲击，一个突出表现是劳动力进一步短缺，导致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这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因为从长期来看，我们出口的比较优势是在下降的。”蔡昉说。在需求侧，根据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将在不迟于2025年迎来总人口的峰值，之后总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并将通过人口总量效应、年龄结构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对居民消费需求造成冲击。“这些都会从需求侧抑制中国经济增长，应对不好可能使我们已经确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实现，这个可能是最大的危险。”蔡昉表示。如何应对上述挑战，他认为关键是农业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可能实现。”蔡昉说。“总的来说，农业劳动力对应的生产资料土地不够多。”他称，我们现在的农业劳动力，一个人对应的土地，80%的情况在一亩到七八亩之间，与美国一个农场主对应的上万公顷相比，我们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是被经营规模严重地抑制了。按照美元计价计算，中国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的生产率是3830美元，高收入国家是31541美元，即便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4926美元相比，中国也是较低的。“这说明一是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过高；二是中国的城镇化率仍有提升空间。”蔡昉建议，一是靠科技提高单位劳动的增加值；二是改革户籍制度，转移减少单位产出的劳动力。在此基础上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从供求两侧对经济增长做贡献。蔡昉表示，在供给侧，中国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23.5%，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仍有20%的农业劳动力可转移。如果在‘十四五’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可以降低10个百分点，便意味着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力以2.7%的速度增长。从需求侧来看，“仅仅是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合一，即城市常住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蔡昉表示，推进这项改革对供给侧也有帮助，因为劳动力供给更加稳定，有利于保障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新增2.6亿的新市民，有助于显著扩大居民消费。蔡昉提到，根据社科院同事和国际专家分别做的研究，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消费就有后顾之忧，他们的消费模式就是一个非常规的消费模式，而不是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如果这部分人群有了城市户籍，仅仅因为这一点，不考虑增加收入或者其他因素，他们消费增加的幅度可高达27%到30%。“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大幅度地扩大中国的消费需求。另外，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可以扩大经营规模。”蔡昉称，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农业部关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报告，全国人大农委也做了一些调研，并提供了报告，蔡昉解释：“现在的小农户，由于有了各种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我们把它叫做生产托管，以此方式，它们能够提高自身的实际经营规模，看上去每家还是六七亩地，但实际上它们的经营规模扩大了，规模经济得到更好利用。”现在托管面积（亩次）已经达到了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3。过去我们把托管和转包做比较，其实两者不一样，土地在农户甲的手里，可以请人托管进行社会化服务，转包给农户乙了，后者仍然可以请人提供社会化服务，因此扩大经营规模转包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如何做好社会化服务。“这是一条中国特色的小农户同现代农业相衔接的道路，也是我们稳定以农户为主的基本经营形式，同时融进社会化生产的独特道路。”蔡昉说。“科技可以解决创新问题，关键在于激励够不够。”蔡昉说，难度不在创新能力，而在效益低、技术存在免费搭车，压抑创新激励。因此当我们讲到三个分配领域时，第三次分配不仅仅是慈善事业，更主要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具有了社会责任就产生科技向善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