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也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体现。作为我国知名的“三农专家”，党国英老师在乡村振兴问题上有哪些观点呢？ 党国英是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躬耕一线，对乡村振兴议题掌握了鲜活的一手调研资料，并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提炼。
文章综合整理自： 中国乡村发现、人民日报民生周刊、北京日报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 党国英博士达到一定规模的农业经营者和承包权拥有者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个效率难题。实现经济效率要走“适度规模经营+社会分工深化+社会化服务”的道路，即建立承包权的交易，但这是一个难点，牵涉举家转移难题、小城市发展难题和农产品周期难题。另一大效率难题是公共服务的难题。通过统计和数据挖掘，他发现城市社区相应支出和农村社区相应支出差不多，但是农村公共服务在人口覆盖面、服务的质量方面显然比较差，说明农村的公共服务存在效率问题。第二个难题是平等难题。平等问题首先表现为有了公共服务和规模经营以后，农民收入是否能得到提高的问题；其次表现为基础性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问题，即如何使农民在实际上享受到公共服务；第三表现为社会保障与环境的问题，即城市能否承载乡愁。发达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给农民自由选择权，包括土地流转、土地交易的权利，以及在乡村发展中，使非农业居民的数量超过农民。社会治理要城乡一体化。从当前情况看，到2040年左右，全国将仅有不到2000万农业从业人口，一个行政村平均有几户人家，此时乡村治理组织如何设置，需要未雨绸缪。乡村振兴作为一个局部经济发展过程，其逻辑关系有4个最核心要素，分别是现代农业、高度专业化的农业产业链、合理的城乡人口布局以及现代产业组织结构。其中，现代农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农业，尤其是现代农业发展得好不好，与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农业产业链专业化程度以及农民的产业组织形态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而所有这些因素，受城乡人口合理布局影响很大。现代农业是开放型农业，靠刀耕火种、铁犁牛耕等传统方式早已不现实。这就意味着，农业产前、产中、产后都要依赖于外界，要和农业区之外的技术、设备、人才等要素建立联系。这就产生城乡人口合理布局的要求。现代农业想要得到持续、健康发展，产业链服务一定要现代化，产业链服务需要人，而这些人也要得到服务，而且必须是达到城市品质的服务，否则农业产业链不能吸引到优质劳动资源。现阶段，对农村、城市的划分，是根据政府的层级来作的。但在过去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村庄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需要更明晰，农民、城市人的区分也需要明晰。现在很多农民根本不下地，不属于“地畔农民”，对城乡关系，需要有总体认识。城乡界定方面的问题会对国民经济管理产生误导。首先，城乡界定不科学不利于形成精准政策指向。宽泛的乡村概念夸大了国家对乡村的投入，难以避免农业投入的“非农化”倾向。例如，国家财政的农林水支出项下的农村综合改革支出就是一项易于偏离农业支持的投入。其次，城乡界定不合理也不利于引导社会资本合理流动。有的民间投资项目名义上投到了农村，发展所谓兴农产业，得到了政府支持，但长期看与农业现代化无关，还因为失去了非农投资的聚集效应，形成了低效率投资。最后，城乡界定的含糊同样不利于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中国的城市化率总体上还不高，现有不少建制镇有必要、也有可能发展成为小城市，使中国大约在“胡焕庸线”沿线及以东的广大区域上，平均约每300平方公里出现一座小城市。小城市要真正按照城市的标准来建设，使其成为服务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基地与特色产业发展的基地。但是，目前的建制镇角色定位比较尴尬，对各种要素的吸引力不强，亟须正名。乡村发展的真正节点在小城市，它是农业农村服务人才的落脚点，先进文化的承载基地，一个集大成的集散中心。根据国际经验，可以在每100—300平方公里能形成一个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并有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使专业农户最多用半小时车程到达这个中心，同样，中心的各类服务人员也最多用半小时车程就能抵达任何一个农场，应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备条件。小城市建设要有高品质，一个县城最好的公共设施不是县政府办公楼，应是学校、医院、图书馆；且布局要均衡，能够覆盖100至300公里；人口要有规模，至少要在3万人以上，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伴随城市经济部门的扩大和就业转移，农户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逐步扩大，其主体逐步成为专业农户。专业农户每年在地头生产环节及农业产业链的其他环节的工作日使其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是农民获取社会平均收入的保障，也是农民富裕的基础。据笔者估算，我国农户数量减少到3000万户左右时，其专业化水平将有可能保障其收入接近城市部门的水平。乡村发展也是农业区域专业化的过程。不同地区因自然禀赋差异以及规模经济差异，导致农业地域分工专业化。分工扩大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益，并引起农业经营组织机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农业专业化的组织载体主要是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足以使一家农户拥有很大的土地经营规模。一台先进的多用途农业机械，每一个工作日可以完成数千亩作业量。所以，在地头生产环节，不必让农民组成合作组织，更不需要退回到农业集体经济时代。但在农业的服务、流通和加工环节，农户的合作规模越大越好。从国际经验看,我国大型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全国形成几十家最好。振兴乡村，眼睛不能只盯着乡村，必须将城乡融合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前提，进一步发挥城市对于乡村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提高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专业化水平。乡村振兴就要发展“强农业，小农村”。通过城市化吸引劳动力转移，把城市做大做强，最后把农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让农民变成专业农民，真正的农村居民点就收缩为主要住新型职业农民。这才是城是城、村是村，又有发达的交通网络连接。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由城市引领乡村，首先要让城市宜居。城市要建设好，提高居民居住的品质。在就业竞争诱导下，小农户因亏损而倾向于进入城市谋生，并定居到城市，使留在农村的农民成为全面卷入社会分工系统的专业化的富裕人口。那些难以进入社会就业分工系统的农村人口，例如各类残障失能人口，应该获得国家和社会帮助，但这部分人不适合居住在农村，应该进入城市获得更有效的帮助。现代政府的穷人住房计划（通常是楼房）和营养计划在城市更容易实行，财务成本更低。农村人口布局出现大变化以后，这部分人口若与专业农户分散居住在小型居民点，他们就无法更好地享受到任何其他公共服务。如果有政府适当引导，农村穷人会逐渐转移到城市，使农村居民的中产化更容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要通过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使预防贫困发生机制内生化，形成法治保障、市场主导、政府调节的常态运行体制，使国家脱贫政策转变为一般性收入分配政策，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对发达国家农业经营数据的分析表明，即使农场经营规模很大，例如美国的专业化农场（不算低销售额农场）经营土地面积平均在几百公顷以上，农户的农场经营收入也只占总收入比较小的一部分，通常在20%左右。农户在农场经营范围以外的收入占比多少以及构成情况，各国有所不同，但均与农户分享农业产业链其他环节的收入有关。从我国官方数据推算，我国食品产业链的价值大约是农业原料价值的2倍。农业产业链主要包括部分饮料、部分纺织品、烟草加工以及其他使用农业原料的加工业。按美国的经验，食品产业链也是农场增加值的2倍左右，而农业产业链的价值总额是农业增加值的5倍左右。可见农业产业链的价值增值在食品产业链之外更加重要。农民分享农业产业链收入的重要渠道是成为合作社的社员或股东，而合作社必须是尽可能覆盖农业产业链的巨型合作社。农场生产也需要规模经营，但农场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可以与很少的劳动力相匹配。所以，农户不需要用自己的土地加入合作社。但农业产业链的经营组织必须是资本密集型的，有的环节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在合作社里，农民需要进行“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否则不能实现规模经营。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也需要有所变革，不需要拘泥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旧有的规定。一是乡村人口还是要往外走，要向中小城市转移，以实现社会治理与服务的均衡；真正的农业区仅是小型农民居住点；到时，大地景观都要发生变化。四是农业要提供质优价廉的农产品，让中国人在吃饭安全品质上无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