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讲的内容，原本是“命题作文”：“发展民营经济和缩小收入差距”。后来我还是把题目微调了一下，改为《民营经济和共同富裕》，这样或许可以讲得集中一点、超脱一点。主要讲“浙江凭什么拿到了‘高发共富’的金字招牌 ？”我们做对了什么？又为什么对了？再有时间，简单说几句 “浙江怎么干才能实现‘高发共富’？ ”
“高发共富”是我“发明的词儿”，不是什么规范用语。“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内核是中央定的，但叫法想简化一下。
那么，我们是凭什么拿到了“高发共富”的金字招牌的？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确实还有点“本钱和底气”。我在这里列了一些数据，但是这和刚才毛省长发给我的、他在安吉论坛上的课件相比，可是要差得远了。数据很多，我们只要记住几个最关键的就行了。共同富裕首先得富裕，浙江富起来也要靠赶超式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只是全国的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省份：GDP总量排第十二位，人均GDP因为浙江人多地少，那更差一点，排第十四位。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排在了第四位。人均GDP去年刚掉成了第五位：福建和我们常住人口的人均GDP都超过了11万元。但人家仅仅是多了56块钱，就升为了第四位，那也是必须得承认的。两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浙江新增人口1014万，排全国第二位；福建新增464万，排全国第六位，但毕竟不到我们的一半，因此我们保人均GDP位次的压力很大。原来江苏也在我们之后，现在不但江苏、连福建都赶上来了。下一步我们建设高质共富示范区，要努力再撵上去。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老百姓的收入了。我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之首了。一个是年头这么多，第二个是连续不断，这的确不大容易。什么叫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这里的意思，是把直辖市给排除在外了。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要有可比性。实际上，像重庆这样的新直辖市，跟我们的省区也差不多，无非是小一点。主要的还是三个老直辖市——京津沪，要有所区分。他们那是叫城市经济，我们这是叫省域经济。城市经济的农村，准确地是叫“郊区”。不像我们各省区，都有一个广大的农村地域，都有一个众多的农村人口，这个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同口径的去和各省区相比，是排在第一位的。要是把北京、上海拿进来，我们只能排老三了。目前天津还赶不上浙江，重庆就更赶不上了。还有一个就是城乡收入比较均衡。我们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是1.96:1，是全国最低的。全国是2.56：1，有些省份则在3:1以上。那么，我们是哪来这些“本钱和底气”的呢？那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42年来，做对了一件大事。发展虽然有多重原因，譬如改革开放的政策好，等等。但是从全国各地贯彻执行的实践来看，浙江做对的头等大事，还是坚定不移地发展了民营经济。原因多头，但我认为第一位的，还就是发展民营经济。正好新昌给我出的题目也是要讲民营经济，所以我就围绕着民营经济和共同富裕的话题，多说上几句。
浙江做对了什么？首先，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做到了坚定不移地尊重和保护民众致富的天然合理性。追溯起来的话，那就和浙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浙东学派有关。浙东学派出在宋朝，是个庞杂的体系。但我理解最主要的是两句话，叫作“工商皆本、义利并重”。毛主席讲明清产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早在宋代浙江，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的萌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从来都是“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商排在末位，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但浙东学派主张的，却是“工商皆本”。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根本。这个认知，在当时绝对是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也代表着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大方向。另外就是“义利并重”，那时候正统讲的都是“仁义礼智信”，没有利字这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是“义利并重”，实际上还有点闪烁其词、犹抱琵琶半遮面，本意恐怕就是“利字当头”。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
这些历史文化基因，一遇上放权、松绑、搞活的改革开放大气候，便立马转化为浙江人创新创业财富的大胆实践。对此，真要感谢历任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开明领导”，对于老百姓这种勤劳致富的冲动，有着足够的包容。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市场经济的先驱，温州一开始就闹出了一件大事——“八大王”投机倒把罪——抓起来七个，还有一个在逃。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受命处理此案。结果他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后，认为是抓错了，不该抓。他反过来给省委报告，“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要改”，他进行了逐一复查，还要求彻底平反。现在回过头看，会觉得不可思议：长途贩运，搞活经济，怎么就成了投机倒把罪了？但当时确有一种舆论，要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复辟？那你就去温州看看。袁芳烈这样“挽狂澜于既倒”，该是顶住了多大的政治压力！同样开明的领导还有，包括义乌的书记谢高华。老百姓为生活所迫，沿街摆摊叫卖，做点小买卖，政府就上去驱赶、收缴。最后遇上一个小商贩冯爱倩胆子足够大，当面就要和谢高华理论。谢书记把她请来办公室，耐心倾听了她的呼喊和诉求。接着又“默不作声地连续调研了4个月”。最后发布了“一号通告”，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是全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没有谢高华当年的担当，怎么会有义乌今天国际小商品城的辉煌？其次，在我们认同了“百姓致富”的天然合理性之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激活和推动了浙江省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2008年3月4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改革是怎么发生的》。由头是浙江省的老省长沈祖伦，在当时的《钱江晚报》人文版上，有一篇对他的访谈。文章的标题是：《所有改革应源自老百姓的利益》。改革怎么发生的？是因为老百姓要摆脱贫困，要改变自己的境况，要过上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推动改革最真实、最深厚的源泉所在。下面几句，都是我在文章中引用的老省长的原话：“解放思想的出发点是：了解老百姓的苦难！”“一定要了解老百姓的苦难，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我觉得他的的这些话，讲得真是透底，也讲到了极致。浙江做对了什么？就是顺应人民群众要求过上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去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为了解放生产力，为百姓致富提供合法性，那就要对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进行改革。致富要发展，发展要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共富，浙江做对的，就在于走出了这么一条达致共同富裕的现实主义道路。可不要小看了“现实主义”这四个字。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自打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为此而奋斗终生的志士仁人。《礼记》里早有了“天下大同”一说，《孟子》也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境界。一直到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哪次农民起义不是喊着“均贫富”的口号。包括19世纪初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他们搞的社会主义的试验，也都是散尽家财，为的也是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新社会。就连新中国建国以后搞的土地革命、“三大改造”、包括后来的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吃大食堂，都反映出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美好愿景的冲动。但最后这些努力为什么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呢？说到底，还是一定程度上，滑入了某种“空想社会主义”的陷阱，没有找到并走出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最后，浙江这些年来做对了的事情，就是民众和政府，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广义的政府，包括党委、人大等在内，形成合力，共同造就了四个具有特色竞争优势的主体性经济形态。第一个是激活内源内生动力的叫民营经济。第二个是依托绿水青山转化的叫生态经济。包括四个具体的业态：生态农业、生态旅居业、生态加工业，还有就是生态知识创造业譬如遂昌县的“天工之城”、简称生态知创业。第三个是面向未来科技成功应用的叫数智经济（数字信息科技+智能智慧应用，简称“数智”）。毛省长是省里智能制造专家委的主任，他从推动新昌的科技创新开始，一直到工业互联网，把我们的轴承等一个个行业，推上智能制造的轨道。浙江最近10年来的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数智化转型居功至伟。第四个就是很好兼顾“健康发展”和“精神富有”的叫人文经济。关于“健康发展”，我在这里讲个花絮。记得2020年的5月底，我参加了一个温州的“十四五”规划思路的咨询讨论会。通篇看完文本以后，我说温州不是早就提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这“两个健康”吗？为什么在你们的思路稿当中没有看到？有关部门的领导就跟我说，听说上面有人说这个提法不好，不要提了。我问是谁说的？他面露难色，就说我们不说是谁了。我在随后的发言中就讲，你们知道这叫做什么吗？两句话：一句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有一句是“守着金饭碗讨饭吃”。温州最大的优势，就是你们先发的民营经济。当然，民营经济早期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再有缺点，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是苍蝇。您怎么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提高它，促进它的健康成长，这才是“正理”，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于是我有感而发，从那次会议以后，开始就“十四五”规划这一主题，在我个人公众号《刘亭随笔》上开辟专题“系列杂谈”。大概前前后后，写了有十多篇述评。“十四五”规划大功告成，我也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但是打头的第一篇，就是写的这件事。当时的文题，就叫作《真听、真信、真干——“十四五”杂谈之一（公号文总876，20200601发布）》。后来我感到很欣慰的，是中央五中全会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当中，明明白白地讲了“两个健康”。所以我就不知道温州同志所谓的那个“上面”的说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事实证明，有些事情真还要独立思考，千万不要 “听风就是雨”。发展民营经济特别符合浙江实际，不但过去要讲，今后更要大讲而特讲，还要多讲“健康发展”。《建议》的说法和浙江在文字上的表述略有不同，是说“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但其实就是一回事。还有“精神富有”。我们浙江省委有前瞻性，早在2012年就提出了建设“两富浙江”：物质富裕+精神富有。随后又讲了 “两美浙江”：美丽浙江+美好生活。“两富两美”早都说过了，开句玩笑话，由此可见地方党委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完全可以引领潮流。在这四张金名片当中，我觉得重中为重、基中为基的，还是民营经济，因为这涉及到主体、涉及到内生，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东西。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上世纪90年代到我们浙江来考察，走时他发表了一番感慨，说“浙江是真富、民富、不露富”。浙江的数据，总的来看比较靠谱；浙江的老百姓比较富，而政府比较“穷”。当时浙江在北京就没有什么“大厦”，不像有的省虽然属于欠发达地区，但以省冠名的大厦早就有了。浙江是后来收购了一个烂尾楼，然后变成了“浙江大厦”。我记得习书记刚来浙江时任代省长，发计委作为省级部门第一个去他那里汇报。办公室在省府一号楼中间，很小很局促的。原来或可说是“不露富”，但自从90年代末，浙江也就“窗户纸吹喇叭——名声在外”了。“不露富”是做不到了。真的富起来，总是要被人家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