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盛宇（山西农谷乡村调查研究院）
近些年来，深入了解过许多农业公司和家庭农场的经营状况，对我的触动很大。今天，就地租上涨对农业的影响问题，我整理了一些思想，奉献给读者。
一、一个家庭农场的兴衰
老刘当过村干部，又是村里公认的致富能手，正值《乡村爱情故事》热播，村民送其雅号刘能。
2011年我当乡长的时候，刘能40出头，年富力强，流转经营着三百多亩耕地，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
村里人都说他比猴子还精，而前任乡长则用10个字评价刘能：“既吃苦耐劳，又长袖善舞”。刘能不仅和县农委的技术骨干都是朋友，就连省城的农业专家，他也结识了不少。2011年，在他的田里，就有和省农科院合作试种的谷子，和农大合作试种的玉米新品种。
上任不到一周，我就登门拜访了刘能。他家的院子，1亩见方，摆放着各种新式农机具，铁丝网拢着的玉米棒子堆积如山，墙角下，过道边，灌溉喷头、水管随处可见。
虽然和泥土打交道，但是刘能西装革履，脸刮得干干净净。寒暄过后，他从雪白的衬衫口袋里抽出一支芙蓉王香烟，敬给了我，自己也拿出一支，但没有点燃，而是随手搁在了耳朵上。“今天张教授要来看谷子长势，下一周李主任也要过来……”
刘能乐观自信，出口成章。谈起玉米、谷子、土豆各个新品种的生长习性，如数家珍，论述起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头头是道。他告诉我：肥也不能乱施，必须得通过测土配方，定向施肥才行。
第一次交流，他就令我肃然起敬。县农委主任评价他为农业土专家，恰如其分。我相信，在刘能的带动下，全乡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指日可待。
为了进一步鼓励刘能发挥科学种田的带头示范作用，在已经配置了喷灌设备的基础上，乡里又争取上级投资，在一块集中连片的200亩耕地上，为刘能免费提供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膜下滴灌设施。由于本省企业不能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最后还是聘请了新疆石河子市的技术人员前来安装、指导、培训。
刘能踌躇满志，乡里也对其寄予厚望。从2011年到2013年，刘能顺风顺水，由种粮大户发展为家庭农场，并牵头成立了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许多村民外出务工、经商，村里的承包地让亲戚朋友耕种，地租给多少算多少，一般超不过200元每亩。刘能集中流转耕地，出300元流转金，这在当时就是财神爷才能给的天价了。
普通家庭亩产1000斤玉米，刘能通过科学种田，亩产可超过1500斤，多出来的产值远远超过了流转费用！种3、4百亩玉米，一年下来，纯收入20万元稳稳当当。
可是好景不长。2014年，玉米收购价格由原来的1.2元/斤暴跌至0.8元。2014年底，我去拜访刘能，看到他依旧从容淡定。“不要怕，农产品市场化，价格起起落落很正常，将来总会涨起来的，这是市场规律。”
“就是玉米八毛钱，也比坐下强！”他的乐观豁达深深地鼓舞了我。
一直到2020年，也没有等来预期中的玉米价格显著回升。然而，新的挑战却不期而至：粮价暴跌，地租却逆势暴涨！这让刘能始料不及，家庭农场雪上加霜。
2015年，从市里来了一家牧业公司，流转土地种植牧草，把耕地流转费用顶到了500元每亩。
2016年，又从北京来了一个老板，流转土地种植中药材，把耕地流转费用进一步顶到了600元每亩。
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刘能的艰难，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帮助他。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让我甚至没有勇气去拜访他，只能经常向村支书了解刘能的农场经营近况。村支书告诉我，刘能的种植面积在逐年减少，经营的地块也难以集中连片了，近两年农场的雇人工钱还没有给利落。他给刘能算了一笔账：如果600元每亩流转耕地种玉米，雇过人工来，种一亩赔200元还得保证风调雨顺！
2020年正月初三，我去村里部署新冠肺炎防疫工作，在村口的值班卡点碰到了刘能。看到他身穿一件皱巴巴的人造革皮夹克，头发稀疏，谢顶严重，虽然戴着口罩，但是仍然能看到脸上胡子拉碴。我的心里一阵酸楚。
两个人握了一下手，礼仪性笑了笑，笑得都很勉强。沉默良久，他抽出一支大丰收牌香烟，在我的面前比划了一下，又立即收了回去。“烟太赖，不能给你抽！”他自顾自把烟点上，猛吸一口，呛得咳嗽了两声。
我问他今年打算种多少亩地，他没有正面回答，把抽到半截的香烟掷到地上，又把脚踩上去，狠狠地来回搓了几下，“狗日的种粮大户！”
接下来，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幽默。
“任乡长，不，现在该改口叫任书记了……你说我是不是穷人？”
我知道他在打趣，没有回答。
“总书记要求扶贫路上不落一人，你怎么把我给落下了！”
“因为你给报了个家庭农场，害得我连个贫困户也评不上！价值20万元的移民楼飞走了！现在村里那些贫困户，哪一个顶如我饥荒大！”
我们都笑了，笑得心照不宣，笑得五味杂陈。
刘能的困境，折射出一个严重问题，这也可能是当下中国最为沉重的话题：疯狂的地租正在毁掉中国农业！
二、农地流转价格上涨的逻辑
地租为什么会无理性上涨呢？主要成因可归纳为5个方面。
1、企业家的盲目自信：了解农业靠新闻，草率入农。
萨缪尔森指出，土地供给数量是固定的，因而地租量完全取决于土地需求者的竞争。
所以，一些人把地租上涨归因于城市资本下乡投资农业，也不无道理。
然而，在现实中，各地的农业公司，如果踏踏实实经营种植业，很少有赚钱的。抬高刘能土地流转费用的那两家公司，一家5年没有见到过效益，另一家也亏损得一塌糊涂。
一些城市工商企业家，由于在原来的行业面临发展瓶颈，转而选择农业。刚下乡的时候，一个个雄心万丈，胸有成竹，谈起农业来滔滔不绝，对中央一号文件可倒背如流，分析起行业前景来既有历史高度，又具全球视野。
一号文件让这些新生农业企业家热血沸腾，但是现实世界中的农业却令其怀疑人生。一年后再见面，一个个明显话少了很多，性格也变得内向了。三年后，许多老板可能连人影都找不到了，留下一个烂摊子，村民索要拖欠的土地流转费还得上访找乡长。
2、农地的垄断性。
亚当·斯密认为，地租作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是一种垄断价格。
有人会质疑，十八世纪的欧洲，农地高度集中于大地主，交通不发达，农民对耕地的选择空间不大，才形成了地租的垄断价格。而目前的中国，耕地掌握在数亿农户手中，地租价格应该接近于自由竞争，如何能形成垄断？
以下我做一个简要答疑。
某农业公司流转耕地，已经流转到190亩，再有中间的10亩就能实现200亩集中连片经营了。但是，问题出现了，前190亩每亩500元，最后这10亩，农民每亩要600元，给还是不给？如果不给，前面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了。也许，就在1公里以外的地方，有300元就能流转到耕地，但是代替不了这10亩。这最后的10亩地就形成了垄断生产要素！
第二年，其余190亩也需要支付600元每亩，其他农民会说，一样等级的耕地，为什么张三的你给600元？
事实上，当你承包下第一块地后，就陷入了农地的垄断丛林，因为剩下的每一块耕地都具有垄断力量。道理显而易见，规模化经营必须要求集中连片，每一块相邻地都是独一无二，无法替代的。
3、农民对地租的心理价位脱离了市场规律。
由于农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国家征地补偿标准为农户提供了一个流转耕地的心理参考价位。全国各地，征地补偿低则两三万元/亩，高则可达二三十万元/亩。如果补偿20万元/亩，抵得上种植粮食300年的纯收入。所以，有的农民担心耕地流转出去后，如果遇到国家征地，可能导致与经营户之间相互扯皮，而现实中此类纠纷确实屡见不鲜。
还有的农民高度重视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想着把地传给子女，以备不时之需，产权越明确，反而越不愿流转出去，宁愿撂荒。
许多地方，如泸州市、横县、江安县等，纷纷出台了禁止耕地撂荒的相关政策，充分说明我们已经陷入既存在地租疯涨、又存在耕地撂荒的双重困境。
4、农地流转协调成本太高。
由于农地细碎化程度严重，一户农民拥有20亩承包地，也许会分布于10个地块。企业如果想集中连片流转到200亩耕地，可能涉及到几十户甚至上百户农户，有的在包头，有的在深圳，协调成本非常高。本来300元的流转市场价，为了加快流转进度，不得不提高到500元，还得动用大量的社会关系进行协调。
5、一些涉农政策，推动了地租上涨。
为了引导农业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许多地方出台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政策，如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能力建设等。而补贴（奖励）农业经营主体的钱，多数转化成为地租。增加财政补贴能够把地租抬高，但是停止补贴后，地租却不能同步降下来。由于地租具有价格粘性，财政补贴又缺乏持久性，这使得多数农业种植企业一旦失去了财政补贴就会立即亏损，无法维继。有人指责工商资本动机不纯，下乡目的就是为了套取农业补贴，补贴到手后就马上走人。我认为，多数公司的初心确实是踏踏实实经营农业，只是真的经营不下去了！
过去几年，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各地大力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农地的金融杠杆潜能，推动农村“资产”向“资金”转变，促使农地成为可以抵押、转让、出租、入股的金融资产。
激活农地的金融功能是一把双刃剑，在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了地租，从而增加了农业的经营成本。
接下来，我再通过建立一个简易模型来表述地租上涨的逻辑。
农业公司的地租函数：y=ax+b/c+g
其中，y为农业公司所支付的地租，a为当地农户间小规模农地流转的平均地租，x为非农化系数，b为企业家的自信，c为企业家对农业的了解度，g为政府支持。
在经营农业上，农民最理性。农户之间小规模流转耕地形成的地租a，最接近理性的市场价格。因为农民家庭经营，劳动力不计入成本，农民种田一年赚了3万，如果付出同样的劳动，出去打工也能获得相近的报酬。也就是说，如果把人工算入经营成本，在地租a下，农业家庭经营利润已经为0。
在公司规模化经营下，人工报酬需要计入成本，但是由于大型农机具的使用，新耕作技术、新水利设备的利用，在地租a下，企业存在一定的盈利空间，然而随着地租上涨，耕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的风险会同步加大。基于晋西北农村的观察，我得出如下结论：
当1≤x<2时，企业仍然可能找到种粮盈利点；
当2≤x<3时，企业种植粮食无利可图，只能选择露天蔬菜、药材等非粮作物；
当3≤x<4时，企业种植粮食和露天蔬菜都无利可图了，只能选择养殖、经营设施农业或种植花卉苗木了；
当x≥4时，经营农业不可能赚钱，耕地非农化不可避免。
从企业角度考虑，该如何解读以上模型呢？
如果农户间小规模农地流转的平均地租a=200,企业流转耕地是为了种植玉米，那么，企业盈亏平衡点的地租上限值就是400元。如果政府补贴g=0，而企业给出600元的高地租，那么高出来的200元就是企业家的自信度和对农业了解程度的比值b/c。
三、农地流转价格过高的消极后果
官方文件往往刻意回避使用“地租”这个提法，但是，从“耕地承包费”，到“农地经营权流转金”，再到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土地入股保底分红”，都无法改变其地租的本质。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认为地租是利润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地租是土地使用者由于使用土地而缴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李嘉图定义，地租是由农业经营者从利润中扣除并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部分。
而我们许多地方，目前的地租已经显著超过了种粮利润，并且仍在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上涨。
地租疯狂上涨必然导致以下三大消极后果。
首先，挫伤了农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全国户均二亩三分田，专业农民都或多或少需要从其他村民手里流转耕地。如果地租超过了农业利润，种田赔钱，不如外出打工。
第二、耕地非粮化。以晋西北为例，如果地租超过300元每年每亩，种玉米难以回本，如果不改变农业用途，只能种植蔬菜或经济作物。
第三、耕地非农化。还是以晋西北为例，如果地租超过800元每年每亩，基本上都在打非农化的算盘：占地开矿，开发房地产，办储煤场，开马路饭店等。
地租疯狂上涨绝不是个别地方才有的问题。从甘肃到江西，从黑龙江到云南，和许多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交流，各地普通存在地租不合理上涨的情况。近期，和四川省西充县农业公司经理赵天润、湖南农民谢光明等同志交流后，让我进一步认识到，疯狂的地租正在毁掉中国农业，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四、关于农地问题的三个讨论主题
农业废则百业废。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开放式讨论，就以下主题凝聚共识。
讨论主题1：农地流转价格是不是越高越好？
提高工商业用地成本，会削弱实体经济竞争力，让整个国民经济脱实向虚。同理，提高农业用地成本，必然会增加农地的非粮化甚至非农化风险，事关国家粮食安全。
然而，每一个个体的理性，并不必然导致群体理性。如果让全民表决，也许多数人会支持提高地租。
首先，9亿农民支持提高地租。虽然半数以上农民已经脱离农业，但是把农村的二亩三分地流转出去，如果每亩流转费100元，仅仅收入230元，如果提高到1000元每亩，就可收入2300元，这个账很好算。
其次，各级干部支持提高地租。提高农地流转金，农户的收支测算就能上去，脱贫攻坚工作也就顺利完成了。
第三，多数“三农”学者支持提高地租。支持通过盘活土地资产来提高农民收入的观点，既可获得高层的支持，又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而反对提高地租，无异于反对增加农民收入，就可能犯下政治方向性错误。
看新闻，某县某乡，通过耕地流转，农民每亩地实现增收1000元，大家一定感到报道充满正能量。
可是，您有没有思考过，农民增收的这1000元来源于哪里？
农业企业，也可能是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但是，如果种粮赚不下1000元利润来支付地租，企业要么破产，要么就只能非粮化或转行非农产业。
地租价格和粮食种植面积间在玩一场跷跷板游戏，此高彼必降。
广西恭城县，2010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26.48万亩，2019年下降到了4.33万亩。在全国范围，又是否存在着严重的耕地非粮化问题？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风险应对准备？
上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沉重，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居高不下，形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民负担沉重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地租提高了，农业不赚钱了。
我的观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工商业还是农业，炒作土地都是饮鸩止渴。
讨论主题2：谁是当代农民？
第一个问题：到农村流转土地经营农业的城里人，是农民吗？
许多所谓的工商资本下乡，规模并不大，老板吃在农村，住在农村，参与农业生产劳动。
老常是一位国企下岗工人，到村里承包经营了200多亩耕地，带着老婆，住在山沟里的几间土窑洞里。窑洞以前有人养过羊，条件非常艰苦。
国家出台了种粮大户奖励补贴政策，我给老常也申报了，但是未能审批下来，原因是老常的身份不是农民。
一些同志根深蒂固地认为，工商资本下乡，就是去压榨剥削农民的。
我认为，规模大小迷惑了我们对问题本质的判断。我们应该正视一个现实：是城里人租地，农民出租地，所以农民才是新兴地主，而下乡的城里人应该是当代佃户才对。只是过去全国仅有数千个大地主，现在变成为数亿个小地主，过去100个小佃户对一个大地主，现在变成为一个大佃户对100个小地主而已。
那么，究竟是谁在剥削谁？
现实中，投资种植业的城市资本，由于地租太高，多数不是已经破产，就是在破产的路上。农民得了高地租，城里人当了“杨白劳”。
第二个问题：脱离农业、农村的“农民”还是农民吗？
接下来让我们分析一下已经离开农村，脱离农业，但是仍然拥有农村户口，拥有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的这一部分农民，为了和真正务农的农民区分，我将其标识为带引号的“农民”。
提高地租，对于真农民，可能会降低收入，因为真农民不但自己的耕地不会出租，而且还需要从外面租入耕地。
但是对于进城“农民”而言，地租就是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源泉，他们不依赖农业经营收入，但是渴望尽可能提高耕地流转费用。所以，进城“农民”是地租上涨的最大动力。
从全国范围考量，进城“农民”户均二亩三分地，即使地租每亩每年1000元，也仅能收入2300元。2300元不多，但是从长期来看，足以毁掉中国农业。
地租一旦成为了社会福利，上去容易下来难。目前这种数亿小地主局面，可能会给中国农业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于涉及利益群体太过庞大，目前和将来，学者没有勇气去质疑高地租的合理性，高层也难下决心去降低农业经营成本。
事实上，进城“农民”享受不到同等的城市子女教育权益，享受不到企业工人的退休待遇。我们没能保障好进城“农民”应该享有的国民待遇，却固化了其本该退出的农村权益。而后者，可能既降低了农地利用效率，也违背了“耕者有其田”的社会主义目标，培养出一个庞大的食利群体，拖垮了中国农业，短期内提高了“农民”收入，长期内却砸掉了子孙的饭碗，给国家治理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
我的观点：我们应该给予进城“农民”平等的城市居民待遇，同时，也应该赋予下乡“城里人”平等的农民权益。
讨论主题3：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应该靠市场力量还是行政手段？
有机构统计，全国目前户均5.58亩耕地，分散为5.08块！太谷县任村乡，累计核查出集体机动地8343.18亩，分布于3600个地块上，其中面积在1亩以下的耕地973块。
80年代初期，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耕地细碎化不仅不是问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现在情况刚好相反。我曾认真观察过农民的劳作过程：相邻地块间的开畔刹墒，农民从一个地块到另一个地块间的劳动转换，可能会耗费三分之一的有效劳动时间。由于农地细碎化，年轻人觉得经营农业效益太低，不如外出打工，农地细碎化排斥了优质农业劳动力。
耕地细碎化，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如何才能够实现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呢？
目前学术界达成了空前的一致：依靠市场力量！
我认为，如果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可能需要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花费三年时间研究过农民的换地流程，结论很悲观：即使在一个结构简单的村庄，一户农户如果想把自家分布于10个地块的20亩耕地并为一个地块，就会涉及到全村所有农户。
同时，由于地块细碎化、农地承包经营权细碎化，城市资本下乡连片经营农业，流转耕地的协调成本太高，企业在农地垄断丛林中步履维艰。
近期，我在思考：学术界是否严重低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把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过多地归因于市场经济？农业又能否过度市场化？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很大，地租也控制得非常低。各国普遍奉行农业“计划经济”道路，为什么却要把农地生产要素配置“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理念输出到中国呢？
家庭联产承包改革推行初期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否恰好是因为农村计划经济没有充分放开，较好地发挥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方面优势，找准了二者的最佳平衡点？
我相信，在目前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如果从政策层面允许通过行政手段来灵活调整耕地，那么在确保不伤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农地细碎化难题将迎刃而解……
我的观点：大道至简，学术研究应该回归常理思维。农地政策必须基于田野调研，而不仅是科斯定理。如何避免陷入高深理论伪装下的低级陷阱，可能是21世纪中国“三农”研究的最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