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 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七大战略之一。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农业农村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未来农业农村发展描绘出蓝图。
目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经济增长日趋平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经过发展也都迈入新阶段。一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和阶段性成就, 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截至2016年, 我国农业增加值63 671亿元, 增长6.1%,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6%;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2 324.8亿斤,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数达到280万个, 农产品加工业主营收入为20万亿, 占全国GDP总量的1/4。农业新型产业模式带动672万户农民受益, 解决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2015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22亿人次, 营业收入超过4 400亿元, 从业人员790万人, 其中农民从业人员630万人, 带动550万户农民受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 363元 (陈晓华, 2016) 。2016年,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37.5%降至2016年的32.2%, 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为2.721, 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2016年农村转移人口2.8亿, 其中8000多万人口成为城镇居民。6 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按照2010年的标准贫困人口已减至4 335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10.2%降至4%以下。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60%左右, 处理污水的行政村比例达到22%。县级以上文明村占比28%, 文明乡镇占比为56%。在2016年新当选的村级党组织书记中, 致富带头人占54%, 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总数达到10.3万人。
我国三农工作成效显著, 但仍存在不少短板, 新问题逐渐凸显:一是农业比较优势减弱。农村耕地资源不断减少 (人均耕地不到1.2亩) 、水资源缺乏、农业面源及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制约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产品劳动力投入、生产资料投入等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农村空心化, 缺乏活力与动力。项继权等 (2017) 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2010年我国农村自然村数量为2 729 820个, 到2015年减少为2 644 620个, 五年间自然村减少85 200个。尤其是200人以下的自然村消失速度最快。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农村土地、宅基地闲置浪费严重, 资源开发缺乏人才带动和资源投入, 农村发展乏力。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但农村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 影响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三是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单家单户的小农经济对市场信息变化的反应能力、应对和防范风险能力非常薄弱, 农产品产量降低, 农民收入不足, 产量上升又会使价格下跌, “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现象突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具体表现。激发农业农村的发展活力就是要不断深化农村改革,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农业农村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其经济的规模与质量。生产要素主要有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十九大报告中将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可以给予土地转出和土地转入农户保障, 使其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农村发展仍缺乏大量资金投入和资本基础,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可以将农村固有的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可以让许多外出打工农民工看到农村的巨大发展潜力, 吸引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 留住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让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农村挖掘要素、激发活力、注入动力。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还是要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 (苏伟等, 2011) 。解决“三个差距”问题刻不容缓且需要长时间努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较第二、三产业相比落后, 占GDP比重较低。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消费、就业等方面存在差距, 要努力实现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区域之间在自然地理、经济基础、交通条件、市场开放程度等方面有所不同, 居民收入差距不仅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之间, 还表现在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三个差距”有重叠和交叉部分,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为实现农业农村的快速发展、缩小差距提供途径。我国贫困人口仍集中在偏远、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超1 000万人, 截至2016年,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 017万人, 有500万贫困人口集中在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6个省份的农村地区 (马爱平, 2017) 。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做出重要贡献。
农业现代化是“四化”之一。“四化”是一个整体,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可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支撑, 工业化和城镇化可以带动农业现代化, 信息化可以有力推动其他“三化”的进程 (瞿长福, 2012) 。“四化”同步更有利于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目前, 农业现代化仍落后其他三化的速度, 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掌握现代农业生产加工先进科学技术, 也要掌握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规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利用金融、技术、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和手段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尽快实现将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三农”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 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新发展理念是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创新发展是动力, 农业农村发展需要改变传统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技术, 提高技术对农业的贡献和支撑能力;协调发展是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问题, 缓解我国当前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的现状。农民收入包括生产经营性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三个途径,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集中于前两个部分, 经营性收入和务工收入增加幅度有限, 财产性收入将会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来源。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拓宽收入的渠道就是盘活农村土地、宅基地等资产,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壮大集体经济, 使固定资产释放活力。绿色发展是前提, 农业与自然息息相关, 要在农业生产中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 避免农业生产给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污染和不可挽回的损失。开放发展是内外联动, 破解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问题, 提高话语权。共享发展是促进公平, 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村居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乡村振兴战略可以使这一新的发展理念得到执行和贯彻。在农业生产中, 以市场为导向,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各种要素最优组合, 最终农业生产会达到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最佳状态, 提高农业收益、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掌握城乡发展变化规律、深刻认识城乡关系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本文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关系从以下方面入手。
乡村要实现振兴、农村实现改变, 首先需要相关产业的带动。各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 要依据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生态环境类型、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选择适宜、容易被农民接受的农业产业, 可以发展单一的种植业或养殖业, 也可发展种养结合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 将农业产业延伸就是与二、三产业有机融合, 发展观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等。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化体系, 以市场作为导向, 发展地区主导产业, 做好区域布局与规划。实现四个“创新”:产品创新、经营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实现“四化”:专业化、品牌化、信息化、标准化;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依靠龙头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场带动, 使农业逐步走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创新、自我协调的道路。通过拓展农业产业链, 壮大乡村经济, 吸收和带领更多农村劳动力创业就业, 走上致富道路。
乡村要实现振兴、农村实现改变, 初步就是居住环境的改善。各地要重视和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要牢记“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理念, 对于环境优良的乡村要保护生态平衡, 适度开发、绿色生产, 产业引进与发展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对环境出现恶化的乡村要加以改造, 增加绿色植被、修建基础服务设施, 让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尽快“绿”起来, “美”起来。
实现生态宜居, 不仅要关注大环境的安全, 还要注重农民生活小环境的改善, 主要是指建设农民的幸福家园, 整治村容村貌。目前许多地区贫困人口仍居住在大山深处, 就业机会缺乏, 交通极其不便, 生活简陋。要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危房改造工程和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科学规划县域乡村建设, 让农村居民有房可住、住得安心。
乡村要实现振兴、农村实现改变, 关键仍是精神面貌的改善。乡风是一个乡村几百甚至是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固有的文化习俗和和精神风貌。乡风文明的核心是推进农民的知识化、文明化、科学化和现代化 (赵增彦, 2010) 。各地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首先要充分挖掘和了解乡风内涵, 其次要辨别精华与糟粕, 并不是所有的乡风都可以继承与弘扬, 要充分认识乡风的价值, 在尊重原有乡村文化体系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明, 可将乡风文明与乡村建设相融合。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乡村中所有村民的同心协力, 要增强乡村内部的凝聚力和聚合力, 团结协作才可事半功倍。乡风文明的建设还体现在要形成本乡村特有的建筑格局、组织制度、乡规民约等。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 培育农村新民。最后要注意社乡风文明的内容与形式与社会进步和环境变化与时俱进。
乡村要实现振兴、农村实现改变, 落到实处仍需要治理水平的提高。乡村治理就是要把法治、德治和自治结合实现“三治合一” (赵增彦, 2010) 。法治和德治可以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规为蓝本, 保证一切行为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农村社会的综合治理, 要建立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机制。有关自治, 乡村治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农民群众的力量不容忽视。要保证农民的参与权与知情权、表决权, 不做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二是要公平公正。村民委员会、村基层党委会的选举产生要通过民族选举、民主决策的方式产生, 还要对其民主监督, 选举出真正有实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管理者。三是要制定规划, 循序渐进。一个乡村就是一个整体, 要想实现发展壮大就要确定乡村发展方向与目标, 制定乡村发展的总体规划与具体实施策略。结合发展要求合理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使乡村各项服务更完善、乡村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乡村要实现振兴、农村实现改变, 最主要表现还是要看村民是否富裕。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也是最终受益者, 乡村振兴的实现要摒弃“等、靠、要”思想, 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当前许多农民宁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也不愿束缚在土地上, 究其根因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家庭开支需求, 严重抑制农民从事农业的热情。国家不断深化农村改革, 调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生产关系, 并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实施乡村振兴路也是要让农民、基层工作者看到希望, 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方面息息相关、相互影响、缺一不可。产业兴旺是重点, 有优势突出、效益高的产业作为支撑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 可为其他四个方面奠定基础;生态宜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向往;乡风文明融入乡村建设各方面, 会使乡村振兴的目标早日实现;治理有效可以保证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保障农村居民的权益;农民是乡村的主体,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都是为了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是经济的振兴、生态的振兴、文化教育的振兴、社会的振兴 (见图1) 。
图1“乡村振兴”战略具体内容的逻辑关系
乡村振兴从根本上要靠大力发展农业产业解决问题。离开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就是空中楼阁, 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要选择适宜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类型的农业产业, 包括种植业、养殖业, 农产品加工业,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 使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 拓展农业产业链, 带动和吸收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是弱质性产业, 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 需要政府政策扶持。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政策更加强调解决农民收入、风险管理、环境外部性和创新等问题, 我国也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尽快建立起以非价格支持为主导的新型农业支持政策体系 (程郁, 2017) 。政府对于农业的支持政策包括产业发展政策、农业金融支持、贷款贴息扶持、科技创新推广政策、农村人才培育政策、基础设施补助政策等。通过各项农业支持政策措施, 可以引导农业农村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型。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处于转型升级中。乡村振兴要重视解决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培养新农民、推广新技术, 推进农村创业创新, 是一项重要举措。要健全体制机制, 大力营造农村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 吸引更多人才投入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 使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有更多的新动能。可以引导、鼓励农民工、大学生、城市退休人员回村创业, 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类型, 努力构建知识性、开拓型、技能型新型农民队伍。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早日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增加农业农村资金投入, 一是要广辟来源、多措并举, 配置公共资源优先向“三农”倾斜。二是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理念贯穿于乡村规划制订过程和有关政策制定全过程。三是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放到农村, 加强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 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四是注重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和扶持力度, 加大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对农业发展、农村改革的转移支付, 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乡村振兴的重点就是要把各种项目落实到实处。一是改善农村基础条件, 完善农村交通、水利、通信和生态环保等设施。二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推动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三是深化农村配套改革, 要着眼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部门、多主体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 帮助解决传统小农自身无法完成或是完成成本较高的农业生产环节或问题, 实现降本增效, 使农民收入结构更加均衡、更加稳定。
综合改革是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通过深化农村改革, 可以进一步释放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 增强其流动性, 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开展农村集体产权确权登记办证及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等改革试点;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解决供需两难问题;深化农村金融服务制度改革, 鼓励金融机构为农业农民提供金融服务, 让农业农民资金缺乏的问题有所缓解;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可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我国农村人口仍会增加, 而土地数量因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处于逐步减少状态, 分布面广而又分散的小农户仍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 最重要的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可以借助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力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传统小户无法比拟的优势。如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劳动效率;拥有较强的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优势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对小农户的农业服务规模化, 保障小农户的就业和生存, 既有利于提高小农户收入, 也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王海娟, 2016) 。同时重点做好四个对接。一是利益机制的对接;二是科技推广的对接;三是农业金融支持对接;四是农业生产生活服务对接。
近年来, 各地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美丽乡村过程进行过有益的探索, 取得一些成就, 涌现出一批典型代表和成功案例。通过实地调研, 总结归纳出安吉模式、虔心小镇模式、眉山泡菜产业发展模式、袁家村模式和平谷大桃产业模式, 五个模式各具特色, 可为各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发展模式借鉴。
安吉模式的基本内涵:以打造“中国美丽乡村”为抓手, 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前提, 依托优势农业产业, 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和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 提高农民素质, 改善农村环境, 通过内源发展改变农业的弱质性, 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安吉县位于浙江北部, 是全国首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安吉模式的成功关键主要有:一是坚持以农为本, 跨二进三, 实现“三农”跨越式发展;二是坚持生态先行, 强调自然和谐与生态文明, 推动“三农”可持续发展;三是实施品牌战略, 发掘农业文化内涵, 发展创意产业;四是坚持机制与体制创新, 打造富民环境, 培育创业型农民, 带动农民致富;五是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 统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安吉县建设“中国美丽乡村”取得明显成效。2015年, 共完成造林面积1 243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到71.1%。中心城区生活污水处理率90.2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绿化覆盖率达到40.5%。2015年, 安吉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 562元, 同比增长10.7%;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93个, 建成“中国美丽乡村”179个。2016年安吉县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到8.2444.447.4, 接待游客1 829万人次,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总收入达到23.3亿元。安吉县实现了农民在农村安居乐业的目标, 是最优化的“三农”解决方案之一。
赣南虔心小镇模式是指以“虔”文化为主题, 结合丰富的山水茶竹资源, 打造集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客家民俗、虔茶文化为一体的家庭休闲度假体验式现代农业产业和农业田园综合体。虔心小镇地处于江西省龙南县, 其经验做法, 一是抓有机茶叶种植和走地鸡 (土鸡) 养殖, 带动农民种茶养走地鸡, 形成企业盈利和农民增收的双赢局面。二是文化先行, 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价值, 实现“农业+文化”模式。三是准确定位, 因地制宜, 充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四是科技支撑, 发展林下经济模式, 提供全生态农产品。五是创新思路, 探索现代农业新模式。六是明确主题, 管理科学, 合理安排建设项目。虔心小镇拥有10万亩林地、9万亩竹林、3万亩茶园。虔心小镇对当地资源进行规划, 建成集茶叶采摘、观光为一体的万亩生态茶园, “四闲山房”的木结构村落、“竹隐山居”竹结构村落, 可同时容纳几百户游客入住, 让消费者可游玩、有住宿。以独特的茶、竹、土鸡、油茶等生态农业产业为核心基础, 建立超百万的走地鸡 (土鸡) 散养基地, 形成盈利的茶叶产业和走地鸡产业, 2016年两个产业收入达到2亿多元。传统手工油坊生产手工榨制山茶油、虔茶、虔山笋干、虔山鸡蛋、蜂蜜、土姜等土特产品供不应求。“虔心小镇”现已成为集农业生产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农业田园综合体。据统计, 2016年接待游客近四十万人次。虔心小镇成为继赣南脐橙之后, 展示赣南绿色发展的一张新名片, 目前正在争取晋升国家4A级景区。
眉山泡菜产业发展模式是指本着“产业集中、企业入园、集群发展”的思路, 加强泡菜加工企业集聚和一二三产业融合, 建立“东坡泡菜”品牌参与全国市场竞争, 将“小泡菜”做成“大产业”, 以最初的“小产业”带动“大发展”的发展模式。眉山市充分发挥优势, 经过多年发展成为四川泡菜的主产地, 也成为中国的“泡菜城”。眉山泡菜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归功于以下几点。一是建立35万亩蔬菜种植基地, 带动15万户农民种植蔬菜, 同时眉山市政府全力推动泡菜产业发展, 出台扶持政策、整合项目资金, 对原料基地建设、企业发展等泡菜全产业链予以扶持。二是坚持科技兴业, 不断创新泡菜生产技术和产品类型。三是加强品牌建设, 加大加工农产品的销售力度和知名度。四是壮大产业集群, 加强一二三融合发展。五是重视产品生产标准, 提升泡菜加工企业的整体水平。在四川省及眉山市政府引导、政策扶持下, 眉山泡菜每年销售收入递增20%以上, 2015年销售收入达到136亿元。眉山泡菜产业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9项, 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等奖项, 企业和科研机构每年研发泡菜新产品100余个。眉山泡菜不仅有42万亩原料基地, 带动21万户基地农户增收8.6亿元, 且初步形成以泡菜博物馆、风情街、企业高端生产线、万亩标准化基地、水天花月湿地公园为核心的中国泡菜城观光旅游环线, 常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以上, 大大促进农民增收。
袁家村模式是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 打造农民创业平台;以股份合作为切入点, 创办农民合作社;以产业共融为依托, 分享产业链条利润;以产权共有为核心, 实现集体与农户利益均衡化;以村民共治为保障, 创造农村和谐氛围;以发展共享为目标, 实现全体村民共同富裕的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在十年的时间内从“空心村”转变成为“富裕村”, 被誉为“关中第一村”。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以支部为核心, 以村民为主体。二是以乡村旅游为基础, 实现三产相互带动、融合发展。三是以创新谋发展, 以共享促和谐。四是以股份合作为切入点, 通过调节收入分配, 避免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五是注重精神文明, 加强思想教育, 淳厚乡风民俗, 弘扬优良传统。袁家村不仅实现本村脱贫致富, 解决3 000以上农民就业问题, 间接带动周边就业人员近万人;每年吸引游客300万人, 年营业额达到10亿元;大型集团公司集建材、餐饮、旅游、运输、服务、房地产、影视为一体, 总资产达到10亿元;合作社以每个家庭为单位每年有8~10万元作为最低保障;村内粉条作坊年销售量26万斤, 辣子坊年收入达到400多万元, 酸奶每年利润1 000万元。
平谷模式是指依托当地特有的桃树优势, 在桃种植、桃加工、桃销售等产业链条中, 输入桃文化, 形成“两节两品三养生”的特色系列产品, “文化+特色农产品”开发推动区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提高的发展模式。平谷区是北京优势桃种植区, 此发展模式特色主要有:一是从区域种植到规模发展再到产业化发展阶段, 逐步推进。采用先进栽培技术和桃保鲜技术, 引进新的大桃品种, 实现品种多样, 大桃熟期从3月持续到11月, 采摘期延长至9个月。二是利用节庆活动开展桃文化宣传。三是通过文化注入开拓桃产品市场。四是以养生为理念拓展桃产业链。其特色可概括为“两节两品三养生”。“两节”是指“北京平谷国际桃花节”和“秋季采摘节”;“两品”是指文化桃和桃工艺品;“三养生”是以鲜桃花为主要原料的桃花宴、大桃红桃方片、桃香酥等休闲食品、桃花油软胶囊和桃花茶为主的多种保健品。2015年平谷区大桃面积35万亩, 占全市的48%;大桃收入18亿元, 占全市大桃总收入的76%。平谷桃花节已经成为中国十大地方节庆之一;文化桃的市场价格高出普通大桃10倍左右, 2010年被北京市政府命名为十大创新农产品之一。2015年, 平谷大桃亩效益是北京其他区县的4倍, 人均果品年收入是全市果农人均果品年收入的近3倍。近三年, 平谷区民俗旅游接待200万人次, 民俗旅游收入1亿元。平谷区先后被授予“中国名特优经济林——桃之乡”、“中国桃乡”等荣誉。
作者：蒋和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作者简介： 蒋和平:本刊编委会委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4ZDA041);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资助项目 (ASTIP-IAED02);
来源：农业经济与管理2017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