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与“衰落”是一对反义词。人类文明史上，乡村的“兴”和“衰”是一对矛盾，有兴则有衰，“衰”与“兴”有时又互为转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乡村衰落的诱因，如何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史上的经验教训，使城乡发展能够优势互补、互为促进，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乡村社会的“兴”与“衰”，基本可以这样界定，中国乡土社会的兴盛应为“唐宋时期”。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黄金时代，以乡村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征的经济生活稳定富足；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乡绅治理结构日趋完善；以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思想深入人心。这就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概括了中国乡土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而中国乡土社会的“衰落”则是在元明清时期。元朝统治者用游牧军事统治方式来治理被征服的农耕社会的极不协调，导致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明朝的专制集权，窒息了中国乡土社会复苏的生命活力；清朝的黑暗统治，彻底使中国乡土社会走向衰落。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乡土社会衰落的步伐。诚如鲁迅在《故乡》里所描写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正是中国近代乡村衰落景象的真实写照。
从人类文明史上来看，乡村衰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驱动的必然结果。乡村衰落主要有“英国羊吃人式”和“拉美超前城市化式”两种形式。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英国自身的高速发展，但同时却是以牺牲广大农民利益为代价的。英国在17世纪进入了世界强国之列，成为“日不落帝国”，殖民地的迅猛扩大，使英国的羊毛生产和纺织品生产获得了巨大市场空间，殖民统治者为满足新市场需要而强迫广大农民破产，农田变成牧场，农民被迫转化为工人。这便是被史学家们称为“羊吃人”的英国工业发展之路，同时也是英国农村衰落的根本动因。拉丁美洲式的乡村衰落——过度城市化和超前城市化方式。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城市化速度明显超过工业化速度，甚至有的国家还走上了无工业化的城市化之路。政府放弃了乡村建设，农民自己也抛弃了乡村家园，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步伐滞后于人口增长速度，不能为居民提供充分就业机会和必要生活条件，使得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实质性转换，带来严重的“城市病”。除殖民时代建筑的城市中心区域为富人所拥有外，大量贫民则居住在城市周边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成了脏乱差和“犯罪”的代名词。政府和农民自己都抛弃了乡村，致使乡村严重衰落破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变化，尤其是西部地区，乡村衰落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改革开放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了人间奇迹，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自然风貌。2.6亿农民工进城，使城乡人口流动带来了许多变化，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建设市场的转稳，改变着中国社会结构，由是空巢村、老人村、留守儿童村和贫困村……已成为当下中国（尤其是西部）广大农村不争的客观事实，留给人们的不是乡愁而是实实在在的“乡衰”。据住建部《全国村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1978—2012年，中国行政村总数从69万个减少到58.8万个，自然村总数从1984年的420万个减少到2012年的267个，年均减少5.5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