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但这一发展规律在人类进入以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阶段后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方今,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发展已构成严重威胁,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近年来,中国已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的高度,宣示着中国已迈入生态文明引领发展的新时期。谈到生态文明建设,必然要先了解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也即以尊重和维护自然环境为前提,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发展理念,而这一理念其实早就存在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之中。可以说乡村作为与自然、生态联系最为密切的人类活动空间,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生态文明的基因,也是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载体和场域。当然,我们也需认识到,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长期以来人们对乡村功能与价值的认识停留在生产价值,而忽略了乡村生态价值、生活价值,致使乡村面临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的双重危机,因此,乡村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起点和基础,其发展好坏体现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效果,同时也是振兴乡村的有力驱动器。
人类学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学者们首先对以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发展观”进行质疑,并就“发展与不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力求探索出一条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合的道路。人类学的视角认为,传统村落生产生活中蕴含的生态智慧、生态经验、生态知识并非都是过时的,它们不仅有可能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而且对工业化、城镇化有诸多有益的启示,包括维护生态链条、物尽其用、尊重自然规律等 。[15](P2)农耕文化遗产是人类在长期生存发展中创造、传承、保存至今的农业生产系统,其中包含了人们适应不同生态环境并在利用本土自然资源的同时维护好生态环境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知识,故应对农耕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和利用。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强调民族文化对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乡村生态保护要从具体民族、地区入手,对传统生态知识进行发掘与整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拥有的传统知识的自信,充分地发挥各区域、各民族生态知识价值,实现对乡村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16]此外,还有学者针对生态移民群体如何安置及迁移后的生计转型、社会文化适应等问题进行实地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议题,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指出要培育农民符合时代发展的生态观,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实现乡村生态的现代转型,唯有如此,和谐乡村生态的建成才指日可待,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与经济”问题才可妥善解决。[17](P31)总的来看,相较于其他学科,人类学对乡村生态问题的关注较早,但缺少系统性、全面性,如今,生态文明建设已被提升至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的高度,成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战略及规划的提出更凸显了乡村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新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人类学应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的系统性,具体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聚焦农业生产生态化的发展过程。农业生产对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直接影响,相比传统农业,当前工业化养殖业以及过分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等生产资料的现代农业对乡村生物多样性产生了极大的破坏,甚至成为新的污染源,在很多地区,乡村比城市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生态危机。由此出发,人类学应重视生态循环农业、有机循环农业的发展,深入探讨如何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节约利用农业资源,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如何在农产品研发、生产、种植、养殖、加工、保鲜、运输和销售等环节中遵循生态环保的理念;如何创新种养殖业发展模式等议题,从而使农业生产活动尊重自然、融入自然,不违背自然发展规律,不破坏乡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而这亦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
二是乡村生态宜居的建设。笔者认为这一层面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讨论,其一是乡村自然生态建设问题,一个好的乡村生态环境不仅是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也是城市居民得以亲近自然,寄托乡愁的重要空间,然而当前乡村面临着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破坏、湿地减少、乡土物种消失等众多环境问题,故如何修复乡村自然生态系统,恢复乡村自然水系、湿地、森林、农田、绿地的生态功效,提高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应进入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其二是乡村宜居建设问题。从宜居角度来看,乡村不应只有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还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人居条件以及优美的乡村景观。在基础设施方面,通常分为生产类基础设施,如水利灌溉、气象设施等;生活类基础设施,如电网、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设施;流通类基础设施,如村域道路、田间道路、宽带网络等;公共文化服务类基础设施,如文化体育活动广场、农家书屋等;便利的人居条件涉及居住条件、信息交流、社区公共空间、商业服务等,上述所列皆与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应在研究中予以重视。此外,乡村规划、乡村景观设计是乡村宜居空间的外在呈现,乡村规划中各类基础设施、各类产业发展的用地位置、规模、建设标准是否合理,乡村景观、居民住宅设计是否契合于村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乡土物种等生态要素和民族、村寨历史等地方人文要素决定了乡村是否整洁与美观,这也对人类学研究乡村提出了更高、更为细致的要求。
三是农民保护生态的观念。农民既是乡村环境的开发者也是乡村环境的保护者,农民的环境意识和行为对乡村生态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可否认,传统乡土文化中有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智慧、习俗规范、生产方式、生活理念,但多年来,乡村发展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增产增收而忽略了环境保护,乡村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尤其作为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主体的农民,生态环境意识薄弱、环境知识贫乏、生活消费方式粗放,难以发挥积极作用,面对这一亟待解决的难题,人类学学者应进一步挖掘、整理各地区不同生境下乡土文化蕴含的生态智慧,提炼传统乡村生活的生态理念、原则,并探索如何将其融入当前的乡村环境保护教育中。只有激发农民对乡村良好生态、和谐生活的情感,农民才能重视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并意识到自身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最终环保的意识、行为、知识、技能才能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曹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