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谷雨已过，春耕生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但由于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和蝗灾，今年以来的全球粮食生产和贸易受到极大影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本周警告，新冠疫情会引致大规模的粮食危机，令遭受严重饥饿的人数增至2.65亿。
粮食安全得到高度重视，4月初，中国多地农村如湖南永州、江西赣州、井冈山等地传出严惩耕地撂荒。
耕地抛荒是否普遍，其原因是什么呢？保证耕地面积对粮食安全维护有何意义呢？4月24日，时代财经专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
贺雪峰指出，抛荒现象现在较为普遍，主要是农产品价格走低，农民为了调节生产进行季节性抛荒。目前没法对全国抛荒的耕地面积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若假定现有土地抛荒面积比较大的话，则说明中国粮食增产的潜力非常大。
贺雪峰表示，“粮食安全不会成为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农民。要慎防生产过剩，谷贱伤农。”
至于加速土地要素流传是否会带来侵占耕地问题，贺雪峰认为，中国完成城市化最多还需要新增3000万亩建设用地，其中占用耕地也就大概2000万亩。2000万亩仅占目前耕地保有量的大概1%，影响不了“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大局。
时代财经：4月初，湖南永州、江西赣州等地传出严惩耕地抛荒。目前耕地抛荒普遍吗？主要发生在哪些区域？
贺雪峰：耕地抛荒比较普遍。抛荒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季节性抛荒，原来种植三季现在只种两季，或者是原本耕作两季现在只种一季，虽然耕地有季节性抛荒，耕地生产能力却是没有问题的。例如，湖北有冬季种油菜的传统，由于油菜价格持续走低，种油菜亏本，现在湖北绝大多数农户不再种植冬季油菜了。
第二种情况是深山大川或是高寒地区，土地贫瘠，地块细碎，灌溉困难，难以机械化，这些地方就会出现抛荒。这种土地抛荒与国家“退耕还林”政策是匹配的，是合理的。
第三种情况是大城市郊区农田没人种出现抛荒，原因是大城市郊区有太多务工获利机会，粮食价格太低，种粮收入远低于务工收入，所以农民不愿意种田。
总体来说，当前全国农村耕地抛荒比较普遍，主要是季节性抛荒，季节性抛荒不影响土地生产能力，属于正常的市场调节行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户就会提高复种指数。
时代财经：国家强调稳定粮食生产，做好春耕备耕，强化田间管理，夺取丰收。复耕是否对粮食安全有何意义？
贺雪峰：目前没法对全国抛荒耕地面积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假定现有的耕地抛荒面积比较大的话，就说明中国粮食增产的潜力也很大。
抛荒说明土地没有开足马力生产粮食，现在粮食库存却是很充足的。最近十年中国粮食存储量和产量持续走高。既有进口粮食的原因，也有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原因。
粮食安全的根本不是生产出大量粮食，而是要“藏粮于技”。粮食增产来自于科技进步，来自于农业机械化。举个例子，2014年武汉郊区抛荒很严重，有人购置了大马力机械，当年开荒800多亩土地当年丰收。再比如，海水稻种植，盐碱地开发，都有很大增产潜力。
粮食安全应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短期内，全球疫情下，国际粮食贸易可能受到影响，但中国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能够从容应对。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峰值原来预计要达到15-16亿，目前看来峰值不会超过14.5亿，长远来看粮食安全也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在短期粮食安全方面，中国增产粮食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当前中国农业是石油农业时代，不再只是靠人力和畜力。
时代财经：使用行政手段要求复耕耕地，会带来什么？
贺雪峰：农民抛荒耕地、不愿意种地，是因为种地不赚钱。最根本的原因是粮食供大于求。假如粮食少了，价格上来了，农民很快就会提高复种指数。
目前地方政府普遍重视粮食安全，要求农户提高复种指数，尤其是严禁耕地抛荒，这是好事。不过我也担心粮食种多了，供过于求、卖不出去，农民就要亏本，就会再次“谷贱伤农”。
前几天美国的原油期货交易，历史性地跌入负数区间，降到-37.63美元一桶。一开始我无法理解，但后来仔细看报道发现，原来是原油没地方存储，这与牛奶不一样，牛奶还能倒地下，石油不能倒到海里。
同样道理，粮食生产出来后要有仓库储存，国家粮库储存不了，无法收购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农民就要吃亏的。
时代财经：是否意味着复耕、提高产量等手段能确保粮食安全，但会导致农民收入减少？
贺雪峰：中国“三农”问题里面，粮食安全问题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一旦出现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农村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很多国家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带来了社会动荡。因为有农村这个后方，中国就具有很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农村再次成为了中国的稳定器。从城市返乡的农民工，在农村生活，住自家的房子，几乎没有生活消费，日子过得很平稳。即使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农民照样可以在农村生活得不错。受疫情影响，很多返乡农民留在农村种田，生活无忧。他们将之前抛荒多年的土地重新耕种起来，也增加了农业产出。
新冠疫情几乎可以肯定会带来全球经济萧条，但土地和农村依然是中国稳定的根基，农村为全国八亿农民提供了退路，中国就有从容应对经济萧条的能力。
地方政府千万不能为了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把农民的土地权利剥夺了。要防止资本进入农村，借发展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农业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
时代财经：疫情后，是否要加大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力度？
贺雪峰：当下，我觉得没有必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今天全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中心都是在城市，在中国“卡脖子”的问题是高新技术，是产业升级的问题。
我们说振兴乡村、建设“美丽乡村”，不是要把农村建的比城市更好，而是要保障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市场能够解决的政府就不要去管，市场解决不了的，政府才去兜底。
灵活土地使用 统筹城乡发展
时代财经：有观点认为，耕地减少主要是土地增减挂钩相关政策开了“口子”，使耕地没有得到保护。你怎么看？
贺雪峰：“土地增减挂钩”全称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城市的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挂钩，主要是建设用地的增减，不涉及耕地。
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国内普遍焦虑于城市快速发展占用大量农田。一般城市都建在三角洲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而三角洲地区都是土地最肥沃的平原地区。政府为了严格保护农田，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这些做法确实对保护土地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严格保护农地绝对化。
城市有其发展规律，城市规划是按城市发展规律进行的规划。城市发展要占用土地，城市规划就需要土地规划的匹配。很难想象在城市中心保留大片基本农田，因为这会对城市运转造成效率损失。
目前中国的土地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我个人预计，中国要完成城市化，最多还需要3000万亩土地，其中大约2000亩耕地。这2000万亩耕地的调整不会危及耕地的“18亿亩红线”。城市化完成了，农民进城了，很多农民就会腾退出宅基地。中国目前有2亿多亩宅基地，只要腾退出一半就是一亿多亩。
城市合理规划，提高城市效益，可以节约出成千上万亿的资源，这些资源投入农地开发，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益。所以，我认为，土地保护不应是僵化的、绝对化的，要考虑城市发展阶段和城市发展本身的规律。
时代财经：今年3月1日，国务院对用地审批权出台了新政策对土地审批放权，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8省市试点对“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下放到地方，原因是什么？
贺雪峰：疫情后拉动经济，要进行新基建，就需要更加灵活的建设用地审批。中央将部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到省，是为扩大内需做准备的。
基本建设用地制度并没有变化，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到省，仅仅是增加了灵活性。
时代财经：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到：“在土地要素方面，着力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一是灵活产业用地方式，推动不同产业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二是灵活土地计划指标管理，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该如何理解这一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的文件？
贺雪峰：作为市场要素的土地，主要指的是指建设用地，不是指农地，所以与粮食安全无关。
为保护耕地，中国对建设用地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控制，导致建设用地相对稀缺。建设用地不仅成为生产要素，而且成为再分配要素。广州一亩建设用地能拍出几百万、上千万元的价格，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价？第一，城市聚集效益使得某些特殊区位成为“超级地王”；第二，国家控制建设用地指标导致建设用地相对稀缺，稀缺产生价值。
城市建设占用耕地，根据占补平衡的原则，占用耕地必须补充新增耕地。比如广东省每年建设占用耕地10万亩，就需要补充10万亩新开垦的耕地。占补平衡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以劣补优”的问题。
不过，正如前面说到的，中国土地城市化接近尾声，即使城市化占用了2000万亩耕地没有补充，这2000万亩耕地也只相当于20亿亩耕地的1%。而农民进城后，他们一半人退出宅基地就可以复垦出上亿亩耕地。所以，我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亿亩的红线是没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