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初，随着经济基础领域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正经历着由小资主体社会向中资主导社会的巨大转型。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两大社会阶层的崛起——中产阶层和新工人群体。中国已经产生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近三成，比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人口加总还要多。对于农村发展来说，这个群体是多面性的。从积极角度看，世界中产阶级的共性是既重视食品安全，又热衷资源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而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更是新时期愿意下乡进村、兴利除弊、促进城乡融合的社会群体。接着的问题是，主管部门和农业生产者是否有专门应对中产阶级崛起的治理调整或营销策略?若有，又是否了解中产阶级的需求?如果官方仍然偏重于追求产量目标，压低农产品价格指数以免发生通胀，生产产品也是以大路货为主，则在三大资本都过剩压力下农业过剩的局面难以改观。
然而，有关政策跟不上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沦为“吃瓜群众”。近年来已经兴起了“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等民间行动。这种民间自发的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不同于政府助力的资本下乡，因此大致还是良性的。下得去的条件是“搭便车”。因为这些年国家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在农村基本上完成了“五通”，98%以上的行政村通了路、电、水、宽带和电话，个别有条件的村又开展了“四化三清一气”和“四清四改四建”。这意味着乡村发展中小企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具备。这时候市民下乡到村里照样通过网络进行微信群沟通和分散化的交易。这些东西慢慢会渗透进乡土社会，村民就可以“鸡犬之声相闻，微信群里往来”。在乡土社会能够很容易地形成多类的微信群，人们的文化界面多样化了，就发现村支书说话不灵了，几个不同社会界面的群主开始管事了。
可见，国家大量基础建设投资所形成的搭便车机会，恰好把一个城市的中产阶级能够与村民之间共同参与的社会资源开发出来，这就有了农业1.0向4.0演化的条件。
世界万年农业文明史上，农业从来不是“产业”而是人类与自然界有机结合的生存文化。因殖民化产生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只有在殖民化和奴隶制的条件下，才能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而且这种农业1.0版只是作为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其实质主要还是通过土地规模化获取更多绝对地租，借以形成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由此，尽管美国的农业占GDP的比重不足2%，却因其粮食产量足以影响全球粮食价格而在21世纪金融资本虚拟扩张阶段引申出另一个“农业1.0+农业3.0”的路径:立足于殖民化大农场，就有了“农业金融化”的方向，粮食期货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就是金融化的一个现象。很多农业企业关注的ABCD四大跨国农业公司(美国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它们的优势就在于直接获取最廉价的资金，立足于一产化的大农业直接进入金融化，即与一产化大农业紧密结合的金融化。这四大公司的收益，并不来源于大规模农业，而是来源于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投机性收益。而且，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问世以来，历经20年的战略调整，美国农业跨国企业的收益早就不再以农业为主了，而是以金融投资收益为主。
那么，2.0版农业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在产业资本阶段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通常也叫做设施化、工厂化农业。中国现在则是农业产业化，亦即要在规模化和集约经营的基础上，拉长产业链，形成农业的增值收益。
二产化的农业应该叫农业2.0版的现代化。但这个农业2.0不仅在大多数国家面临亏损，而且在欧洲和日本，二产化农业因严重污染，造成对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因而正处在退出阶段。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很大部分的内容是指农业二产化，拉长产业链虽然可能产生一些收益，但即使在美国，这个收益能留在农民手里的一般不到10%。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中农民得到的收益恐怕8%都达不到。
二产化农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如前所述，中国农业大宗产品的产量很多世界第一:我们生产全球70%左右的淡水产品，67%的蔬菜，51%的生猪，40%的大宗果品，这些产品都过剩。我们现在的粮食产量占世界的21%，人口占世界的19%，还有两个点的余量。即使粮食不再增产，只要适当节约，就足够养活未来的新增人口。虽然农业2.0的二产化可以拉长产业链，产生收益，但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长，农村存款来源不足，并没有产生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条件，由此造成三农金融困境，难以被体现工具理性的金融改革化解。除此以外，农业二产化还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现在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过工业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贡献率最高的领域。
因此，已经进入农业的企业要注意培育非农领域的3.0版或称三产化农业的相关业务。如果只在农业领域发展，很难以现有的资源条件和现有的价格环境产生收益。何况，农业二产化并不是必然的，像北美、澳洲的农业就都是靠天然资源维持农业1.0的一产化，并不进入二产化，而是直接由1.0+3.0进入金融化。而欧盟、日韩则是2.0+3.0版的现代化，以设施农业为主的同时允许合作社开展包括三产在内的多元化经济。中国农业的二产化也是设施化、工厂化，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设施化农业国家，但中国在三产领域中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等领域都已经形成利益集团，除非国家给足了优惠政策促进合作社有组织地开展经营，否则分散小农很难涉足。
农业3.0版，是我们多年来提倡的以综合性农协为载体的三产化农业。因为三产的单位面积收益率一般都高于二产;由此而使农民得到三产化对劳动力和农村资源的“再定价”收益。比如，养生农业就会把空气、水、林木绿化等环境因素再定价，农家乐也会使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排斥的农村中老年妇女得到高于农业就业的收益。
近年来甚至还有人借鉴日本提出的“农业六次产业”概念来解释农业的结构升级。其实早在中央政府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产业跟农业结合;2016年的一号文件则明确了农业要一二三产融合的指导思想。
第三产业和小农经济直接结合的可能性有丰富经验，但也有政策障碍。我们二十几年的基层试验表明:因为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金融、保险、流通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都被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如果不采取日本综合农协为主的“东亚模式”，第三产业跟农业的结合就只能是旅游、养生、景观这些资源业态，所产生的综合收益不会很高。因此，靠3.0版的农业三产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农民得到的好处并不很大。
农业4.0版是我们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的，现定为“社会化生态农业”。传统社会、特别是亚洲这种原住民社会，农业从一万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是多样化的原生农业;当代强调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是农业3.0+4.0构成有机结合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体系。一方面在手段上要借助互联网+，另一方面在理念上要更强调社会化的、城乡合作互动的、生态化的农业。当然，“市民下乡，农业进城”越普遍，农业体现出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内容就越多，这是下一步农业3.0版和农业4.0版要考虑的问题。
农业4.0版确实需要与“互联网+”密切结合，使用互联网+本地化的题材、景观、本地化的标志、休闲旅游等，更大程度是要借助城乡融合的新趋势，利用互联网内在体现的各阶层公平参与，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载体。这当然是个挑战，中国只有下功夫清理在百年激进现代化之中已经形成的各种阻碍，才能有应对挑战的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