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费孝通（1910-2005）先生一生持续了七十个年头的学术生涯几乎都与“乡土”有关。
原文 ：《“行走”是他生命的方式》
作者 |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钱一舟
图片 | 网络
“江村”里的中国
1935年，他作为即将赴英留学的清华人类学硕士毕业生，到广西大瑶山进行田野调查，为博士研究生学习作准备。在这次调查中，与他共同调查、结婚才108天的妻子,为救他，在黑夜的下山途中跌入山涧而致身亡。永失爱妻加上全身的挫伤，使这位多情的年轻人无法解脱而选择了自杀，在自杀无果、身心俱伤的情形下，他只能返乡疗伤。此际，他的姐姐费达生先生正在吴江的一个名叫开弦弓的小村庄里进行着一项已持续了十多年的乡村蚕桑丝改革试验。在那里他深切地感受到姐姐及其同仁正进行的工作对整个中国农村未来之意义，感受到科学工作者在人民生活中的责任，这种感情的滋养让他重新站立起来，并燃起了生命的希望。
他走访了开弦弓村的每一个家庭，并在赴英途中把调查笔记整理成文。正是这项非计划的调查引起了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的高度重视，他看到了这位年轻人工作的价值。在导师的鼓励下，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出版了这一专著——Peasants’Life in China（1986年翻译为中文时费孝通先生定名为《江村经济》）。在这本著作的序言里，马林诺斯基为该书的学术地位定下了基调：“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正是由于《江村经济》在国际学界的深刻影响力，1957年，澳大利亚社会学者格迪斯在周恩来总理的特许下，来到开弦弓对江村进行了再考察，写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一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1980年后，费孝通获得了国际社会科学界授予的一系列崇高荣誉。
乡土路上的中国社会学
“本土化”是各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使命。费孝通先生选择了“乡土研究”来开展这项工作，并以这种研究方法，在国际社会学界竖起了著名的“中国学派”旗帜。
费孝通先生主张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应该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他借助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田野工作法”和“参与观察法”，以本国本民族本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基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广阔的、多因素联系的观点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生活进行深入观察和剖析，并以某一社区为研究框架深入到具体的研究对象中，参与他们的活动、与他们交谈及观察他们的活动，通过这种多向度观察研究找到事实的真相，从而达到研究目标。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经验提升的理论成果，两者的结合形成了费孝通先生独特的“乡土研究方法”。其中著名的“差序格局”就出自《乡土中国》一书，是中国学者为世界社会学理论贡献的一条重要原理。
先生即使在90至93岁（发病前）的这一段时间中，每年的一半时间还是用在了乡土调查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行走”成为了他生命的方式，他自己则认为这样的行走是“志在富民”。
学者人格
致力于乡土研究的背后是一个爱国学者的人格支撑。
1938年，先生等不及博士论文成为铅字，就辗转归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11月25日晚，先生与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讲演”。当轮到先生演讲的时候，枪声响了。面对专制者的残暴，先生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1949年初，先生应邀赴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辉一生。
1951年，先生致力于民族工作和研究。他走进了中央访问团，为全国56个民族的确定和中印、中阿、中巴的划界工作作出了贡献。他还做了大量的民族研究，从事翻译工作，和他的老师吴文藻、谢冰心等一起翻译了两部世界史——海斯和穆恩的《世界史》及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1957年的《重访江村》就是先生对祖国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见证。如果说真理是朴素的，那么，他植根于泥土之中的这些真知灼见再朴素不过了。在研究工作中先生不以学界尊长自居，不持门户派别之见，以儿童般的率真，吸纳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活到老学到老。
“生态研究”
80年代初，先生重新开始社会实地调查活动。在进入区域社会研究后，他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形、资源、交通等地理条件以及所处不同区位的人文历史因素，都会促进或制约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据此创造出区域结构功能模型。先生称之为“生态社会”。然而，他认为自己只能做一个破题工作，后续工作等待后人去完成。
他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推及世界格局，认为“东方文明的一个基点就是崇尚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强调包容性，使不同群体和平共处，在和平共处中不断扩大合作面……在合作中实现大家的共同理想”，只有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能达到“天下大同”。
2005年的4月24日，费孝通先生告别了他所挚爱的乡土中国，裹着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之旅，也完成了一个学者从学术探索到文化自觉的使命，达到了一个大写的人人格完善的最高境界。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32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